中新社福建南平3月28日電 題：“宋史熱”，高級熱！

　　——專訪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趙冬梅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讓寶奎

　　由中國人民大學和南平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第三屆武夷論壇新近在福建南平舉行。受邀與會的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趙冬梅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宋史熱”其實是中華民族之文化又到了一個很高水平的階段才產生的現象。

　　“如果你愛宋史，需要很多條件。”趙冬梅認為，“宋史熱”是需要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個新高度才會有的很高級的現象。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曾用“華夏群星”形容北宋諸位歷史名人。置身武夷山，回顧曾活躍在此的朱熹等南宋名人，您作何概括？是否可從兩宋人物群像特點的差異，洞見兩宋社會文化之不同？

　　趙冬梅：關于南北宋的差異，我比較接受劉子健先生的觀點，及至南宋，中國轉向內在。中華文明至北宋中期出現了一個華夏群星閃耀的時代，發展到南宋，朱子對東漢至北宋的學術進行系統總結，成為新儒家的集大成者。

　　朱子生活的年代，東漢以來繁瑣的經學已不夠用，無法很好地呼應時代需求。彼時佛教傳入中國已歷千年，被朱子在武夷山吸收、總結、升華、融會為新儒家理學思想，以啟未來。所以，如果北宋是“華夏群星閃耀時”，南宋的朱熹可謂一顆非常耀眼的大星，可以和孔子呼應，這是差不多要近兩千年才能出一個的人物。

　　這次在武夷山朱子講學的地方，感受真的不一樣。九曲溪這么美的山水，既是溫柔的、旖旎的，又是理性的。我不知是因為有朱熹的緣故，還是因為這里的風光本就如此，才能滋養孕育出朱子學。你能感受到“空氣中的理性”，它是美的，但又不至于媚。

　　從傳統儒家的理想看，從寇準到范仲淹、歐陽修，再到司馬光、王安石，都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到了蘇軾，治國平天下就有不可為的地方，所以他回到自我、完善人格，成就了我認為的“華夏最美人格”。

　　到了南宋，朱子某種程度上也是很不可為，他在朝的時間是很短的，這點和孔子類似。朱子轉向對之前的學問做整理、總結、體系化，包括他編纂的《資治通鑒綱目》，在史學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體系。

　　朱子還有一點像孔子之處，即教學育人?？鬃右簧芍^顛沛流離，“累累若喪家之犬”；朱子略好，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很早就意識到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這是很難的。

　　中新社記者：隨著近年來，以兩宋歷史為背景的通俗讀物頻出、影視作品熱播，公眾對宋朝的關注度明顯上升。您怎么看民間的“宋史熱”？

　　趙冬梅：“宋史熱”其實是中華民族之文化又到了一個很高水平的階段才產生的現象。如果你愛盛清、秦皇漢武，大多是來自傳統史學觀念的愛，是愛強大的時候、血脈僨張的時候、“向外”的時候；但如果你愛宋史，需要很多條件，需要心態是平的?！八问窡帷笔切枰洕?、文化發展到一個新高度才會有的很高級的現象。

　　此外，宋代確實有許多其他朝代沒有的東西。例如，今年初的熱播大戲《太平年》，其核心故事吳越歸地、和平統一，在中國歷史上極少能看到這樣的故事。一個地方政權的統治者甘愿放棄自己的最高名號，為了和平、為了在一個更高的平臺、更廣闊地域上文明的提升，在人類歷史上都很難看到，但中華民族在一千多年前就能實現，是極其了不起的。

　　再如澶淵之盟，北宋和遼朝兩個勢均力敵的政權，能通過談判讓百姓免于干戈之苦，兩個政權之間還保持貿易往來、和平交往，也是極大的智慧。這些案例都是我們可以驕傲的，也是值得全人類看一看的，尤其是在當今世界上，我覺得太重要了。

　　中新社記者：從影視作品《燕云臺》到《太平年》，再到西夏陵入列世界文化遺產，公眾對宋朝的興趣似乎也逐漸擴展到五代十國、遼金西夏。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視域下，我們應如何看待這段歷史對中華文明傳承和發展的影響？

　　趙冬梅：我們說到宋史的時候，其實有“兩個宋史”——一個是宋王朝的歷史，一個是遼宋西夏金的“大宋史”。從唐滅亡一直到元朝再度實現大地理范圍的統一，即大約從公元10世紀到13世紀這300年間的歷史，多政權并立。

　　當我們回看大宋史時，會看到中華大地上各民族蓬勃發展。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很短的時間內吸收中原的精華，很快得到成長，建立一個華夏范式的帝國，彼此之間再碰撞、融合。

　　中國從來都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的連續性就包含多民族的碰撞融合，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獨有的，大宋史時期就是一個極好的體現。

　　中新社記者：陳寅恪先生有名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蹦苍诙鄠€場合闡述宋代文化之“美”。在“兩個結合”理論下，我們應如何借鑒吸收宋代審美？

　　趙冬梅：美，是宋代的特點，許多外國人也注意到這一點。我在英國大英博物館看展覽時，他們就是把宋代的部分置于“文明的巔峰”來解釋的。

　　陳先生這句話，不只是我，而是幾乎所有講宋史的人，都會引用，因為他闡述的是事實。中國人的審美在宋代確實達到了一個巔峰，那是文明富足的標志，到今天我們再次抵達文明富足的狀態，這讓我們有可能欣賞。

　　令我很感動的是，我在網上看到一些年輕人，對于宋制的衣裳、華夏衣冠的研究挖掘非常厲害，還有學生在學期末時穿上宋制的衣服來跟我合影。我們正是要去發掘宋朝乃至整個中華文明所蘊含的美的東西，同時把它們引入到生活中去踐行、去享受。如果僅僅是在課本里或老師照本宣科地講一講，恐怕意思不大。

　　中新社記者：從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到您譯介的美國學者賈志揚的《天潢貴胄：宋代宗室史》，海外漢學家的論著對宋史研究提供了哪些借鑒？在世界中國學興起的背景下，宋史研究應如何守正創新？

　　趙冬梅：宋代的學問，從來都不是只有中國人做的，大家圍繞共同的研究對象，以不同的眼光互相碰撞、互相融合、不斷激發，并且在同一個平臺上平等交流。

　　20世紀90年代初，外國學者來中國是需要翻譯的。20年后，我們再開會，不少研究宋史的日本學者、歐美學者就可以用漢語來發表觀點，年輕一代的外國學者大部分都有能力閱讀中文文獻及譯介。我在德國開過宋史專題的研究生課，也在法國用英文講宋史，其實不管用什么語言講，我們都是在互相學習、共同關注、共同開拓。

　　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這是屬于我們的文化遺產，也是人類文化遺產的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應成為人類文明共同的財富，需要我們共同去挖掘和研究。(完)

　　受訪者簡介：

　　趙冬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曾任德國維爾茨堡大學漢學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特邀主講人。

　　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歷史人物傳記的研究、寫作和傳播，主要著作有《趙宋：如是我見》《法度與人心：帝制時期人與制度的互動》《人間煙火：掩埋在歷史里的日常與人生》《大宋之變，1063-1086》《文武之間：北宋武選官研究》《武道彷徨：歷史上的武舉和武學》《司馬光和他的時代》《千秋是非話寇準》，譯著《天潢貴胄：宋代宗室史》《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