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17日電 題：首提全球文明倡議，原理何在？

　　作者 謝茂松 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3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發表題為《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的主旨講話，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這是中國繼2021年提出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議之后，連續三年向世界提出的第三個全球性倡議，同時也給出了中國方案。

　　倡議關注點從發展到安全再到文明，既是中國對自身現代化道路認識深化的高度濃縮，也是由近及遠的階梯性擴展。全球文明倡議是前兩個倡議水到渠成的結果。三者結合來看，才能有更完整全面的理解。

　　“一陽來復”：歷史大趨勢正開始形成

　　世界各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歷程充滿艱辛。過去幾百年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帶來部分發達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巨大的、結構性的貧富差距；同時，個別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其西式現代化模式，不僅造成這些發展中國家水土不服，更導致內部的巨大撕裂與發展困境。

　　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不僅在起點上造成壓迫、不平等，在其具有根本性的、結構性的固有資本主義邏輯上更是如此。正如意大利社會學家喬萬尼·阿里吉指出，“世界市場的形成和對非西方的軍事征服兩者同步進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形成了在全球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權。

　　資本主義帶來的發展困境、安全困境，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民眾最為切身的感受。中國在近現代史上也曾有同樣的遭遇與感受，對此的理解能推己及人。中國作為古老文明大國、世界史上唯一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深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立己達人的智慧，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既造福中國人民，又促進世界共同發展。

　　中國2021年提出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議的時間節點，從國內看是在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之后；從外部看則是“當今世界，多重挑戰和危機交織疊加，世界經濟復蘇艱難，發展鴻溝不斷拉大，生態環境持續惡化，冷戰思維陰魂不散，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又一次來到歷史的十字路口”。

　　“一帶一路”倡議可謂“全球發展倡議”的自然延伸。中國、沙特、伊朗日前在北京發表聯合聲明，沙伊雙方同意恢復外交關系，正是中國對“全球安全倡議”的一次成功實踐。從《周易》復卦“一陽來復”意義上看，歷史大趨勢正開始形成。不久前，中國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法院也是這一新的歷史大趨勢形成的一部分。

　　全球文明倡議：全球發展、安全及現代化的底層支撐

　　全球文明倡議是全球發展、全球安全的底層支撐。《易傳》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發展與安全問題最為直接、可見，也是人們最切身的感受，所以要優先解決。但文化價值、宗教信仰及“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整體性的文明，作為最深層的積淀，則更加不易覺察、潛移默化地決定了人的思維與行為習慣。

　　全球文明倡議也是各國獨立自主的現代化的底層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深植于中國文明，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經驗與理論總結，中國更能立己達人。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旨講話中指出，“當今世界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各具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植根于豐富多樣、源遠流長的文明傳承。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都閃爍著璀璨光芒，為各國現代化積蓄了厚重底蘊、賦予了鮮明特質，并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共同為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發展中國家有權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國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現代化之路，這離不開發展中國家各自的文化自信。

　　核心理念：“四個共同倡導”

　　全球文明倡議包括“四個共同倡導”的核心理念。

　　“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是大前提。正如生物界需要保持多樣性而形成良好的生態，世界文明也應保持多樣性而形成良好的文明生態。全球文明倡議提出，“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是對過去幾百年西方的“文明優越論”“文明沖突論”的理性回應。

　　“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基于文明的核心是文化價值，是人之為人之所在。對于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理解，應堅持宋明理學“理一分殊”的原則，也即全球文明倡議提出的“要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于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

　　“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因為文明傳統不是博物館里的陳列，而是如流水一樣活著的傳統、發展的文明，不斷溫故知新，能體現傳承與創新的辯證一體關系。這是中華文明作為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文明意識，也是文化自信、歷史自信由近及遠的推擴。

　　“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探討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是全球文明倡議的具體實施路徑。道阻且長，行則將至。未來，各國應通過交流對話打破當前某些國家的“新冷戰”思維。

　　全球文明倡議的中國文明原理：成己成人、天下一家

　　全球發展倡議植根于中國成己成人的文明傳統，來源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全球安全倡議植根于以和為貴的文明傳統，來源于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與實踐；全球文明倡議同樣深深植根于中國文明傳統，來源于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之后的文化自覺。

　　三個全球性倡議的提出，根本上都來自中華文明的歷史經驗、自覺意識和文明抱負。

　　《周易·系辭下》說：“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文明是“同歸”“一致”之理，強調共性、普遍性；而“殊途”“百慮”則是“分殊”，即每一種文明的特殊性或特色所在。從二者關系來看，文明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中，特殊性中又包含普遍性，二者并非割裂。《周易·系辭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們看待自己的文明與其他文明的關系，也是一種陰、陽的辯證關系，這是當代中國文明觀背后的中國哲學思維。

　　每一種文明都具有“分殊”的獨特性、差異性與多樣性。文明作為價值、宗教、習俗和體制的歷史總和，是各自不同的歷史長久累積的結果。正因每種文明具有獨特性，所以文明是平等的，沒有高低、優劣之分。“文明沖突論”者、“文明優越論”者將文明的差異性視為負面，是認識的局限。

　　中華文明則充分意識到世間萬物的差異性是本然的狀態，正如《孟子》所說“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承認文明的差異性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全球文明倡議的“四個共同倡導”，根本上來自中華文明“成己成人”“天下一家”的文明原理，是一以貫之的初心所在。(完)

　　作者簡介：

　　謝茂松，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資深研究員、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科技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戰略專家組成員，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特別委托項目、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首席專家；中央黨校文史部兼任教授，曲阜孔子書院執行理事長；華南理工大學印度洋島國研究中心學術顧問，香港《南華早報》中國專家組專家。研究專長：經學，中國文明與哲學，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治術思維及實踐；中國文明與中國共產黨、中國政治體制研究，中國文明與國家戰略研究，數字文明與中國科技新型舉國體制研究。著有《大臣之道：心性之學與理勢合一》(中華書局，2013)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