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記者：梁曉輝 張蔚然

　　中國共產黨已走過100年歷程，帶領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從中西比較角度看，人們好奇應如何從世界政黨視野觀察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說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從歷史維度看，中華文明“大一統”思想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何種影響？讓歷史照鑒未來，決定政黨質量與前途的關鍵又是什么？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就相關問題進行權威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看待中國共產黨的成功，需要將其放在世界政黨視野中進行觀察比較。您如何看待政黨以及政黨與人民的關系？

　　潘維：政黨是近代才產生的西方概念。“party”的詞根是“part”，即(社會的)某個部分；“party”即代表社會某部分的(政治/社會)組織。

　　20世紀初，歐洲國王的權力被侵蝕殆盡，“議會主權”確立。所謂“議會主權”就是議會里各種“政黨”的聯合執政權，各“黨”由獲得選票多少來瓜分“主權”，獲得短暫的執政權。為號召和組織民眾爭奪執政權，政黨的效率越來越高，出現了黨員、黨綱、黨紀以及黨的科層體系。

　　相對歐洲的“多黨制”，美國建國后繼承了歐洲中世紀就有的議會和票決制，有了權力堪比歐洲國王的“總統”，但還有由兩院組成的國會和獨立的法院進行分權制衡。為保證國會有制衡總統的能力，美國為政黨設置了很高的門檻，讓第三黨迄今毫無機會。

　　而今民權意識在全球普及，“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貌似成為主流制度，但世界各國的表現卻非常不同。同樣制度下有成功和失敗國家之分，而不同的制度也可取得同樣的成功或遭遇同樣的失敗。

　　從美歐經驗看，政黨是“社會部分利益”的代表，不是“人民主權”的代表。社會分裂，人民主權就分裂；分裂的人民主權會傷害人民的福祉。而且，人民的權力與人民的權益及人民的福祉不是一回事。

　　西方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初衷是避免權力濫用，實現政黨監督。但實際上，選舉政治強化了不同利益群體間的隔閡，造成政治整合能力下降。往往在重大國家戰略問題上，各政黨之間難以達成共識，更難有長遠規劃。他們因選舉而分化，因民粹而分裂，因黨爭而忽視多數人利益，導致社會不斷撕裂。

　　與之相比，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融會了選舉政治與賢能政治，兼顧了政局穩定和政府權威，統一了共識政治和集中領導，這樣的政黨制度有利于在充分尊重各方利益與意見基礎上形成民主科學決策。人民性則是中國體制最突出的特點。人民民主不同于當代形形色色的“民主”，如美英以利益集團劃分為基礎的“自由民主”，以勞資妥協為基礎的西北歐“社會民主”，以產業工人為基礎的蘇聯“無產階級民主”。

　　中新社記者：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所走道路與西方道路的區別？與西方國家的執政黨相比，中國共產黨有何獨特之處？

　　潘維：中國道路不是西方道路的復制，中國改革開放也不是西方道路的復制。中國道路的本質在于，所走的是不斷與時俱進、能夠解決問題的社會主義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能堅持這條道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才會堅定地向著國強民富、奔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往前走。

　　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也拒絕推行西方意義上的“政黨政治”，中國的體制也不是西方的體制，用西方的概念、理論和觀念肯定無法理解中國社會。中共是政治上統一的執政集體，是中華民族全民利益的代表。與傳統中國政治中的民本主義思想一脈相承，中國共產黨認為人民是國家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命運的根本力量。所以，中國共產黨既有歷史的傳承性，也有自身的先進性。

　　從歷史維度看，中國共產黨深深植根在中國3000年歷史傳統之中，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讓傳統中國社會的同心圓進入了現代同心圓，傳統的家國同構、家國一體轉換為現代的家國同構、家國一體。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當代中國社會是適應現代社會、與時俱進的同心圓和家國同構。

　　從國際比較維度看，中共與蘇共也有根本不同。蘇共在國內消滅了私有制和階級，在世界上組織獨立的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競爭，追求最終消滅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換言之，蘇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理念為現實的治國方略，以黨的目標取代國家目標，以黨的利益取代國家利益。

　　而中共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立足中國實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中新社記者：您剛才提到中國共產黨植根于中國的歷史傳統，請問應如何從政黨發展角度，理解中華文明核心要義對當代中國、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潘維：中國有3000年的歷史傳統，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剛走過百年，馬克思主義思想比我們的歷史淵源也要短得多。我們的根不是近現代的這些理論，我們的根要深厚得多，早在西周社會中國就出現了民本思想，比儒家思想“民本”字樣的出現還要早500年。

　　中華文明的核心要義是“大一統”，這是理解中國道路的核心。“大一統”思想給當代中國政治留下三大經驗。

　　第一，保持“公正”，即出于維護大一統的“公”心，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排斥“黨爭”，政府就能維持社會團結。直到今天，“利益集團”在中國是“壞”概念。這與西方承認利益集團“合法性”的“民主”文化極為不同。

　　第二，社會多元利益可以通過協商來妥協、消弭，不信奉砍人頭或數人頭的“強權政治”。中國南北差異大，東西差異更大，能長期維持“大一統”，關鍵不在“一統”，而在“大”。如何能“大”？答案是“有容乃大”。在傳統中國，治理東北、西北、西南與治理內地的制度不同，治理大江南北的方式也不一樣，治理鄉村和城市的政策更不一樣。有事好商量，遇事必商量，大家參與商量。今天中國之所以包容、寬容，是因為我們習慣于“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實事求是促進了“大一統”，“大一統”又讓實事求是成為思維習慣。有容乃大，就有大中華。

　　第三，雙層政權，以小為大，以下為上。傳統中國的儒門弟子群體分為兩大部分，極少人“入仕”成為政府科層體系的成員，絕大多數人得到底層科考的功名，成為基層扁平政權的領袖。科層體系辦國家的“大事”，基層政權辦社區內的“小事”。以小為大，以下為上就能“國泰民安”。一旦雙層政權兩相分離，科層政權就迅速腐化。小事辦不好，沒了百姓的支持，大事也就辦不成了。

　　回顧中國歷史可知，“大一統”觀念超越了朝代更替或政權興衰。比起世界上所有類型的“政黨”，歷史剛滿百年、執政逾七十載的中國共產黨其實樹大根深，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傳承，這一“長和短”的辯證法是非常清晰的。比如，中國傳統“以小為大，以下為上”的道理，而今被凝練繼而升華為“黨的群眾路線”，中國共產黨密切聯系數百萬個基層黨組織，通過走群眾路線為不斷改善民眾生活服務。

　　中新社記者：以世界政黨發展的經驗教訓看，您認為決定政黨質量與前途的關鍵是什么？中共可從中得到什么啟示？

　　潘維：從美歐政黨的歷史經驗看，在美國，決定國家命運的不是“執政黨”，不是兩黨輪替，而是執政集團在社會多元利益條件下采取的政策。美式體制擴散到了不少欠發達國家，無一獲得類似美國的成功，更有聞名世界的“失敗國家”。

　　在西歐，“議會主權”里的政黨此起彼伏。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變成了大國的世界，中等國家退出了世界霸權競爭。除俄羅斯外，歐洲各國無一人口上億，只好試圖聯合起來。但“歐洲議會”里的多個“政黨”處于混亂之中。最近二十年歐洲還發生了五花八門的“社會運動”，其中包括一些極端主義勢力。

　　在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條件下，歐式政黨向“全民黨”演變的趨勢值得注意，比如各黨政綱差異的模糊化甚至趨同。“全民黨”的優勢在于集中力量辦“大事”，劣勢卻是容易輕視和忽略“小事”。由于“全民黨”的社會基礎含混，一旦喪失群眾信任就可能全面崩潰。

　　對美歐政黨的分析給中國共產黨帶來啟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一種能適應歷史進步趨勢的形式，許多欠發達國家的政治領袖都理解，所謂“中國模式”或“中國奇跡”，核心在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此外，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即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性質，取決于能不能對人民信任度的起伏保持高度敏感。共產黨只要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中間，它就是一棵有根的常青樹。

　　正因為此，未來中共要繼續站在民眾的前面，辦大事，引領全社會不斷向光明的未來邁進；也要站在民眾的身邊，辦小事，在每個居民區里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還要站在民眾的后面，檢討小事與大事的平衡，不斷提高執政水平。

　　受訪者簡介：

　　潘維，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政治與世界政治。著作有《比較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當代中華體制》、《法治與民主迷信》、《農民與市場》(Behi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信仰人民》、《士者弘毅》等。

　　(中新社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