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22日電 題：陳平原：從“發凡起例”到“有聲的中國”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徐鵬遠

　　很多年來，陳平原一直有個念想，希望可以躺在自家的沙發上休息。早先居住條件有限，愿望奢侈難及，后來房子大了，他便特意買了一張四人位的L型沙發放在客廳。

　　可惜夢想還是沒能成真。這張沙發如今只能坐下兩個人，其余的地方全被堆疊成摞的書籍占據了。有人問過陳平原，家里到底有多少冊書，他答不上來，因為根本沒有統計過。這倒很正常，畢竟夫妻兩人都是北大學者，陳平原現任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更被外界熟知的身份是曾經的北大中文系主任。

　　只是書攢得久了終究不免成為一種負擔。最為惱人的是，愈發雜亂之中往往找不到眼下需要的那一兩本，對陳平原而言，翻箱倒柜的徒勞更是常有，因為他的研究與寫作總是會在不同的話題間來回穿梭。

　　漂移

　　最近，陳平原出版了一部新的論著《有聲的中國》，這是一次極具開創性的探索，在過往對現代中國的關注中，聲音是一個相對滯后甚至缺失的角度與對象。也因此，這一探索進行起來頗為不易，要面對資料稀少等難題。

　　囿于限制，關于演說的話題，陳平原最初的設想沒能全面得以實現。同時一個無奈的遺憾在于，某些牽涉現實的內容，由于暫時無法展開，也只能先按下不表。

　　盡管如此，這本最終只有兩百余頁篇幅的《有聲的中國》，依然被陳平原視為自己在“聲音”研究方面的總結之作。“這本書現在只能做到這個地步，我只是做一個個案、開一條新路，然后大家再往前來發展。”陳平原說，9月份，他會組織召開一個二十人左右的討論會，邀請學生以及學界同仁一起從聲音入手討論現當代中國的可能性。

　　“發凡起例”，這是陳平原幾十年來一以貫之的治學思路。倘若換成一句更為普及的說法，即“但開風氣不為師”。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在這種自覺意識的導引下，他才主動地從文學視野中跳出，不斷開辟新的領域，在多元的未知中努力嘗試拓展學科疆界。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標志性學者，他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開始轉向學術史研究，從學人精神到學科體制再到述學文體，完成了《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作為學科的文學史》《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三部扛鼎之作。也是從這里，他捕捉到演說對白話文形成與現代教育的作用和影響，開始思索“有聲的中國”。

　　與此同時，陳平原的研究觸角還延伸到大學、都市和圖像——由北大的百年往事入手逐步追蹤出愈發豐滿的晚清以降大學史，從個人的北京記憶出發提出了“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的系列課題，以晚清畫報為契口發掘了近代以來圖像敘事與低調啟蒙的知識轉型過程。所以近二十余年，他每一次帶著新鮮的著述出現在學界與讀者面前時，都像是一次全新的登場。

　　對此，陳平原自己很是謙虛：“其實對學者來說，不斷漂移不是一個好的事情。但我又是一個老師，必須往前走，然后給學生開出不同的路。”

　　感慨

　　陳平原的“發凡起例”如今已激起不少回聲，尤其是由他發起的都市文化研究。從2003年起，他與哈佛大學學者王德威合作，聯合近百位跨領域的國內外學者，分別在北京、西安、香港、開封召開以“都市”為對象的國際會議，產生了一系列兼及文學、史學、考古、地理、建筑、繪畫、電影、音樂等多重視角與思路的議題，一批年輕學人也推出了自己的專著。

　　相比自己的研究成果，這樣共同參與、思考和討論的局面是陳平原更為看重的價值，也是他在學術追求以外從一開始就想要推動的現實意義。

　　“做這么多嘗試，我不敢說我每個專業都能成為第一流的專家，但我希望對每一個話題都形成高等常識，然后重新在人文學的旗幟下做一點溝通、對話和整合。我想回到一個話題：晚清以降，文、學分立留下來的巨大遺憾。20世紀中國學術的最大特點就是專業化，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也是一個巨大的遺憾，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再跟其他專業對話了。”陳平原說。

　　這抱負和期待頗具雄心，其背后動力，除了陳平原知識分子自覺的責任意識，也埋藏著來自其遙遠時光里的一份美好記憶。

　　那是1985年在北京召開的一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創新座談會”，在后來的當代文學敘述中，這次回憶也被稱作“萬壽寺會議”。

　　在一篇題為《從萬壽寺到鏡泊湖》的文章中，學者王曉明這樣描繪那次會議的情景：“那還是一九八五年的暮春時節，北京西郊的萬壽寺里，幾十個神情熱烈的年輕人，正在七嘴八舌地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創新’問題。就在那座充當會場的大殿里，陳平原第一次介紹了他和錢理群、黃子平醞釀已久的‘打通’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基本設想。”

　　在王曉明的回憶里，當時聽到陳平原的發言，自己和許多同行都受到了強烈的震動。幾個月后，《文學評論》刊發了錢、黃、陳三人署名的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讀書》也以六期雜志連載了談話體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1986年，日本學者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人和時任芝加哥大學教授李歐梵到訪北大，點名要與他們三人座談。

　　真正令陳平原感慨和懷念的，是那個時代合力奮進的精神以及熱情討論的氛圍。“三人談剛出來的時候，北大研究生會組織過一個討論會，連數學系、物理系都一起來談，雖然沒有專業訓練，但是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

　　陳平原覺得，就學科的發展、學術的成熟度和思想的深刻性而言，20世紀90年代確實要比80年代有所進步。但同時互相之間的傾聽與交流也消失了，各人做各人的研究，各人寫個人的論文，不再關心別人的思路和命題，“不要說文科、理科、工科、醫科不在一起討論話題，連文科里面的各個院系也不討論，甚至一個系里不同(研究)時段的人也都不討論了。”而這背后，一個更大的失落是，大家已經沒有了共同關心的話題。

　　底色

　　其實，陳平原的治學思路自始至終都有著源自20世紀80年代的濃重底色。他自己也說：“我是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理想主義、宏大敘事這些至今還在我身上留有精神印記。”

　　在公眾的既有印象里，陳平原大抵屬于學院派知識分子，既鮮見溢出胸懷的慷慨意氣，也沒有什么登高一呼的驚人之語。甚至連他自己也“自白”：“不想驚世駭俗，但愿能理得而心安。與其臨淵羨魚或痛罵魚不上鉤，不如退而結網。”但事實上，他只是把心情“壓在了紙背”。在內心深處，他一直都徘徊于書齋生活和社會關懷之間。

　　因此，無論是從學生時代到十年前始終參與刊物和叢書的編輯，還是絲毫不遜于專業論著的隨筆和雜感寫作，他始終保持著“兩副筆墨”。同時在學術的思索中也總是隱藏著強烈的現實觀照：做學術史，意在為社會轉型期走向分化的學界重新喚起“學者的人間情懷”；做大學史，旨在叩問何為大學，并思索教育的未來走向及命運；做都市文化研究，背后指向的是對城市發展的反思……

　　同樣作為回應的，還有對“五四”的不斷解讀。除了《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和《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兩部專著以及與妻子夏曉虹合著的《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在陳平原幾乎所有研究中，“五四”都是一個須臾不曾缺席的身影。

　　不過，對舊有印記的持守并不意味著一種懷舊或自我沉醉。恰恰相反，他一直強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五四”在“生氣淋漓”“眾聲喧嘩”的同時也是“泥沙俱下”的。在許多公開的談論中，他還反復提醒著要重新審視“我們這一代”。

　　在他看來，自己這代人固然擁有跌宕起伏的人生，卻只是趕上了連續轉彎的大時代，無非努力順應了時勢而已。所以在回首時，務必要多點悲憫與自省，捫心自問“到底取得了哪些值得夸耀的成績，錯過了哪些本該抓住的機遇，留下了哪些無法彌補的遺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