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沈睿文：北大考古百年，如何闡釋中華文明價值體系？

　　中新社北京5月26日電 題：北大考古百年，如何闡釋中華文明價值體系？

　　作者 沈睿文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教授

　　自1922年1月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成立，北大考古已走過100年；1952年，北京大學建立了中國高等院校中的第一個考古學專業，至今已有70年歷史。“一百年篳路藍縷，初心不改；七十載田野育人，薪火相傳”，北大考古是中國考古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百年初心不改，田野薪火相傳

　　1921年，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次年1月，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成立。這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前身，它從一開始就奠定了北大考古注重田野考古發掘、多學科交叉和注重科學的學術傳統。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北大考古開拓創新，逐步完善學科體系建設，凝練學科發展方向，形成今日北大考古的學科布局和特色，形成融合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交叉學科的考古教學體系、研究體系以及考古教育思想。

　　1958年，北大考古就開始了有計劃的中國考古學教材編纂工作，由專業牽頭組織相關教員共同討論、攻關。1975年，初步編纂出《中國考古學》各段講義及其輔助教材。1985年，“北京大學考古學叢書”編委會成立，以出版教材、專著和學術論文。2020年6月，決定建設“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教材書系”工程作為學科發展戰略，繼續推進和完善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育人體系，爭取建成初具規模的外國考古專業方向的課程體系，同時加快中國特色的文化遺產學課程體系建設。

　　目前，學院立項的教材已涉及學科各個方面，基本建構起中國考古學斷代考古教材、博物館學教材以及古代建筑教材，初步建構起若干專門考古(如外國考古、城市考古、植物考古、水下考古)和文化遺產、文保的教材。《世界考古學》的中譯工作也正在進行。

　　考古學對中華文明探源有何貢獻？

　　研究中華文明演進模式是中國考古學的重要命題，也是以蘇秉琦先生為代表的數代中國考古人自覺的責任擔當和歷史使命。蘇秉琦先生以“區系類型”方法構建了中國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學說，提出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三部曲三模式，即古國、方國、帝國(更早的提法是古文化、古城、古國)三部曲，以及原生型(燕山南北)、次生型(中原)、續生型(北方)三模式。1987年，嚴文明先生提出中國文化發展的“重瓣花朵”模式并發展為多元一體學說；1989年，嚴先生又從聚落考古角度揭示史前社會從氏族到國家的發展線索。上述觀點至今仍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經典，為考古學界廣泛引用。

　　“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等國家重大科研任務的開展，延長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自2001年預研究開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至今已開展二十余年，取得一系列成就。目前通過對良渚文化等的研究，考古學界普遍認為距今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正式形成，此時進入古國文明階段，將“中華文明五千年”從傳說證明為可信的歷史。

　　何為中華文明價值體系的考古學闡釋？

　　中華文明價值體系的考古學闡釋就是以中國的考古材料為綱，結合相關歷史文獻，系統發掘考古材料所蘊含的中華文明的優秀文化傳統和核心價值。這反映了新時代中國考古人開始注意做好考古成果轉化與利用工作，加強對考古材料的闡釋能力和將考古材料轉向史料的轉化能力。

　　禮治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一個典型特征。我們可以首先辨析哪些考古材料是跟王朝的禮治文化相關聯的，比如，墓葬、城址以及器作、服飾等等，它們的形制和規模跟社會政治文化的對應關系及其內在機制，然后從長時段的視角系統梳理它們在歷史長河中的演變譜系，綜合考察其變與不變之處，最后才是概括提煉出中華文明價值體系的核心。

　　北大考古在建立考古學中國學派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1981年，蘇秉琦先生就指出，“在國際范圍的考古學研究中，一個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國學派開始出現了。”北大考古走出了蘇秉琦、宿白、張忠培、俞偉超、鄒衡、嚴文明、李伯謙等學界泰斗、考古教育家和多位學科帶頭人，形成了涵蓋中國考古主要研究領域的一系列理論和方法體系。

　　考古學“中國學派”的核心是原創性的理論，即在本土考古學文化的基礎上，建構本土理論體系，主要包括：田野考古是基礎，通過田野考古獲取更多考古材料，同時進行田野考古技術方法和理論體系研究；推動研究方法的科學化，借助科技考古，科學提取考古材料的信息，構建國內外考古研究的共同話語；中華文明演進模式研究和闡釋；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建設；文明、國家等中國標準的提出；考古學的教育思想體系。

　　上述七個方面存在著遞進的邏輯關系。未來的中國考古學還要在人類起源與演化研究、全球視野下的地區考古和文明互鑒研究、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文化傳承和文化遺產保護及科技快速發展下的考古技術方法和設備研發等方面著力建設，以建設有國際視野、世界格局的一流考古學。

　　中國考古學在文明互鑒方面能作出怎樣的貢獻？

　　無論是北大考古還是中國考古，都十分重視國際交流與合作。70年來，北大考古接納了蘇聯、越南、日本、韓國、美國、英國、德國、新西蘭、印度、墨西哥、斯里蘭卡等25個國家和地區的本科生、研究生、進修生，舉辦了大量國際學術會議和講座，先后邀請美、英、日、韓等國家和港臺地區的學者前來講學，教師經常外出參加學術會議、訪問、講學或合作研究；并同美、日、土耳其、匈牙利、波蘭等國學者合作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和研究。

　　目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已完成馬達加斯加武海馬爾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資料的收集，預計2022年出版《武海馬爾遺址出土中國瓷器研究》；中意合作意大利藏中國文物研究階段性成果《帕爾馬卷》圖錄、《那不勒斯卷》圖錄預計于2023年發表。此外，北大還與伊朗國家博物館簽署備忘錄，計劃整理和出版阿德比爾神廟藏中國瓷器資料。

　　近年來，中國考古學家積極開展境外考古發掘、國際重大項目合作研究，前往肯尼亞、埃及、北美洲、中亞、蒙古國、沙特、柬埔寨等地，積極參與國外文明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建設多處海外考古發掘基地。通過對水下文化遺存和陸上遺址、遺物進行考古勘察、發掘和資料整理，在外國考古領域中發出中國聲音，貢獻了中國考古力量；也增加了我們對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了解和認識。目前，中國考古正積極推動學術成果國際化，努力提升學科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講好考古學的中國故事，向世界展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展示中華文明的美好形象。(完)

　　作者簡介：

　　沈睿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教授，主要從事漢唐考古的教學與科研。研究涉及陵墓制度、喪葬習俗、宗教、美術、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以及中古城邑等領域，著有《唐陵的布局：空間與秩序》《中古中國祆教信仰與喪葬》《安祿山服散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