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重慶2月24日電 題：中華經典如何“落地”異域？

　　——專訪伊朗漢學家、翻譯家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

　　中新社記者 鐘旖

　　在文化長河中，典籍是文明對話的無聲使者。14年來，伊朗漢學家、翻譯家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埋首于典籍之林，陸續完成《論語》《孟子》《道德經》等20余部中華經典的波斯語譯介，以跨文化視角見證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傳播價值。

　　跨文化對話中，中華經典如何被“轉譯”為可理解、可共鳴的國際表達？中華文明怎樣借典籍之舟駛得更遠？艾森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典籍力量。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是什么契機讓您與中華經典結下不解之緣？譯典之際，哪些內容最觸動您？

　　艾森：自從開始學習中文與中醫之后，我逐漸意識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典籍浩如煙海、脈絡綿延，它不僅為世界文明貢獻了深厚的思想資源，也在漫長歷史中塑造出獨立自主、自強不息、堅韌不屈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品格。

　　同時我也看到，許多重要的中華典籍至今仍缺乏系統、可讀的波斯語譯本，這使伊朗讀者難以通過原典深入理解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核。由此，我萌生出明確目標——把中華典籍譯介到波斯語世界，讓更多伊朗讀者能在原典語境中認識中國、理解中國。

　　最讓我產生交集的是，儒家思想的許多核心理念與伊朗文化傳統中的倫理關懷在精神氣質上具有相通之處，尤其體現在“以民為本”“仁愛施政”“德才并重”及“折中調和”等處世智慧上。

　　比如，在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上，《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波斯經典《薔薇園》也強調“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國家治理層面，儒家倡導“仁政”，希望實現“老安少懷”“博施濟眾”，進而達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理想社會，而波斯詩人薩迪同樣期望“賢明的統治者”以仁愛與公正治理國家，使百姓安居樂業；處世哲學上，《中庸》作為儒家美德素養，強調“中正平和”，反對走極端，波斯傳統智慧亦常主張“凡事取其中”“遇事取中”，強調以節制與平衡化解沖突、維持秩序。

　　這讓我在翻譯經典時更深切地感受到：伊中文明之間存在可對話、可互證的共同價值。

　　中新社記者：中華經典在外譯過程中最難以傳遞的是什么？如何跨越這種“詮釋的隔閡”？

　　艾森：我認為，中華經典在外譯過程中最難傳遞的，并非個別詞語的對譯，而是這些詞語背后所依托的整體語境，一套長期形成的概念體系、價值前提與閱讀傳統。

　　經典語言高度凝練，常以格言式、對話式呈現，省略大量默認前提，同時又與注疏傳統和互文網絡緊密相連。目標語讀者因缺少這一整套“背景知識”，容易出現“字面可懂、義理卻偏”的情況，這正是所謂“詮釋的隔閡”。

　　跨越這種隔閡，關鍵在于把翻譯從“文本轉寫”推進為“理解路徑的搭建”。我通常會采用以下方法：一是在譯文之前補足必要語境，用簡明的歷史與思想脈絡交代“這段話在何種問題意識中被提出”；二是建立明晰、穩定的術語機制。對關鍵概念選擇性說明，必要時加音譯解釋，并清楚界定可類比與不可類比之處；三是推動“共同闡釋”的工作方式。譯者與目標語學者、中文訓詁或專門史研究者協作，進行雙向評審，并以導讀、注釋、對讀案例等為讀者提供可進入、可驗證的閱讀路徑。

　　總之，真正有效的譯介不是把句子“搬到另一種語言里”，而是把一套可抵達經典意義的“解釋機制”與“閱讀方法”同步帶過去。

　　中新社記者：你曾提出，強化“文化雙向理解”機制。在推動中華典籍“出海”過程中，應如何搭建雙向互鑒橋梁？

　　艾森：中華典籍“出海”不能只做單向輸出，更要把它變成一次“共同讀書、共同解釋”的過程。

　　第一步是先聽后講。先了解目標語世界真正關心哪些問題，用他們的問題來反推我們該譯什么、怎么譯。

　　第二步是共同生產。譯本最好由譯者、目標語學者和中文學者一起完成，并做雙向評審，既保證準確，也保證對方讀得懂、用得上。

　　第三步是搭“三座橋”，把歷史語境講清楚、關鍵概念做術語表并說明差異、給讀者一套導讀路徑。

　　最后要有反饋閉環，把海外讀者的疑問和新闡釋帶回中文世界，推動修訂與再闡釋。不只是把書“送出去”，而是把“理解的生產權”共享出去，才能真正實現雙向互鑒。

　　中新社記者：作為深耕伊中文化交流的學者，您認為兩國在哪些方面可拓展交流新空間？

　　艾森：我認為，兩國有不少共通的民間交流底色值得深挖、延續并拓展。

　　一是深耕尊重知識、親近經典的傳統。伊朗有詩歌與經典詮釋的文化，中國也有經史子集的閱讀傳統，可打造雙語讀書會、經典互譯工作坊、青年寫作交流等公眾項目，讓經典不只“擺在書架上”，而是融入當代人的表達。

　　二是發揚生活美學與手工藝底色。兩國在陶瓷、織物、書法、裝幀等領域均有深厚的民間創造力，可通過匠人駐留、聯合展陳、非遺課堂、設計共創，將傳統轉化為當代共同創新。

　　三是拓展醫食相通的交流。絲路交流離不開治病養生、香料藥材與飲食等民生需求，可將相關學術研究轉化為草藥、香藥、茶文化、藥膳食療等公眾體驗項目，賦予交流更強生命力。

　　我注意到，兩國均重待客之道，且有以街巷、市場、旅途為載體的交流傳統，雙方還可探索舉辦城市節慶、主題市集、社區互動、青年及家庭互訪活動，推動文化交流從“機構層面”走向“人與人之間”。

　　中新社記者：未來中華典籍“出海”還需在哪些方面發力？

　　艾森：我認為，中華典籍“出海”，應從“輸出型傳播”向“對話型進入”轉型升級，進而幫助不同文明打破認知壁壘，實現深度對話。

　　具體可從多方面入手。比如構建經典術語的精準解釋框架。經典術語承載著復雜思想與歷史語義，需配套術語體系、語境化注釋與典型例證，避免簡單對應造成的誤讀。

　　再如，完善全鏈條，為海外讀者提供歷史背景、制度知識、人物地理時間線及問題導向式導讀，降低閱讀門檻；打造分層產品矩陣，覆蓋多元讀者。

　　與此同時，數字化與公共傳播能力應同步提升。整合語料庫、開放檢索工具、多媒體內容等，推動典籍從“出版物”升級成“可被討論的公共知識”。

　　從長遠看，還需建立人才培養、扶持機制與綜合評價體系，讓典籍“出海”常態化。(完)

　　受訪者簡介：

　　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Ehsan Doostmohammadi)，伊朗漢學家、翻譯家，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伊朗研究中心研究員、西南大學中希文明互鑒中心特聘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國傳統醫學典籍和中華經典著作的波斯語譯介工作，獨立完成《論語》《孟子》《瀕湖脈學》《中醫舌診》《黃帝內經·素問》《道德經》等20余部作品的翻譯與審校，為伊朗讀者了解中國文化打開了交流之窗。2023年獲第十六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2025年受聘為天府書展閱讀形象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