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紹興5月7日電 題：大江南北，“佛”為何長得不一樣？

　　——專訪敦煌研究院研究員馬德

　　中新社記者 柴燕菲 邵燕飛 項菁

　　石窟藝術伴隨佛教傳入中國，與中華民族的文化、思想、宗教信仰和情感深度交融，兩千年來走出一條“中國化”路徑，至今仍是洞見佛教中國化歷程、促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一扇重要窗口。

　　中國佛教石窟藝術經歷了怎樣的歷史演變？南北方的石窟造像有何不同？中國佛教石窟藝術何以溝通世界文明？敦煌研究院研究員、敦煌文獻研究所原所長馬德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予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請您介紹中國佛教石窟藝術的起源和內涵？

　　馬德：中國佛教有三大分支：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我們常說的“佛教中國化”主要是指漢傳佛教，由古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具體傳入時間尚有爭議(西漢、東漢或秦始皇時期)，可以確定的是，距今已有兩千年。

　　中國佛教石窟藝術首先秉承了印度佛教造像的形式，在傳承和發展中融合華夏民族的文化、思想、情感和審美，形成了具有中華民族獨特風格的藝術瑰寶。從今天看，佛教石窟藝術是中國佛教、佛教文化的主要載體，不僅是中國雕塑工藝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它內涵佛教信仰、哲學思想，同時又在各個歷史時期不斷演變、適應人們的精神需求，發揮對社會穩定和發展的積極作用。

　　中新社記者：佛教石窟藝術傳入中國后，經歷了怎樣的歷史演變，呈現出何種布局和特點？

　　馬德：佛教石窟藝術和佛教幾乎同時傳入中國，經歷了漫長的演變歷程。早期的中國佛教石窟造像由印度經中亞傳入新疆，自西向東、由北向南發展。最早開鑿佛教石窟大約在東漢晚期，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四川樂山麻浩崖墓的浮雕坐佛像、江蘇連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的釋迦說法像。

　　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佛教造像被統治者利用，成為鞏固政權、安定民心的載體，并滲透到各個社會階層，以佛教造像為主體的石窟也成為社會活動場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描述的就是當時佛教造像盛行的景象。隋唐結束了300多年的分裂局面，佛教造像盛況空前，但發生了功能性轉變，讓佛國世界成為人間社會的折光反射。

　　唐代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交流頻繁，人民安居樂業，佛教造像有“菩薩如宮娃”之說，佛像面容圓潤端詳、神情莊嚴慈祥，確切地表現了盛世之美；宋朝開始提倡儒家理學，漢傳佛教受到限制，開鑿石窟的風氣已趨衰落，造像的理想化成分減少、世俗化氣息加強，甚至菩薩、羅漢、侍者都是現實人物的寫照，同時藏傳佛教石窟造像漸嶄露頭角；元、明、清時期石窟開鑿逐漸衰落，無論是漢傳佛教還是藏傳佛教，寺院都是佛教主要活動場所，佛教造像也主要在寺中供奉。洞悉這一切，都深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多民族文化融合發展、歷朝歷代制度制約的影響。

　　中新社記者：放眼中國大江南北，胖、瘦、站姿、坐姿，佛像各不相同，請問北方和南方的佛教石窟造像為何不同？

　　馬德：佛教中國化也可以看作是佛教的本土化、社會化。以彌勒佛的造像為例，彌勒造像作為佛教的一種載體形式，是其所對應的時代和地域彌勒信仰的象征性表達，它見證了佛教中國化的演變歷程，而且不斷適應中國人的精神需求。實際上，什么樣的彌勒像也是當時社會的折射，體現著“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人造一方神”的社會需要。

　　比較典型的是建于1500余年前的“江南第一大佛”新昌大佛，三代僧人相繼雕鑿，歷時30年建成，是如今南方僅存的早期石窟造像。佛像秀骨清相、額部寬廣、眉眼細長、兩耳垂肩，展現出佛陀沉靜、智慧、超脫的內心世界。當時的北方大造交腳彌勒菩薩，到了南方直接成為結跏趺坐的彌勒佛，實現彌勒由“一生補處”(“一生補處”為菩薩的最高階位，意為盡此一生后即能補到佛位。)菩薩到未來佛的轉變。這是因為相比當時戰亂的北方，南方社會較為安定繁榮，離人們的理想社會更近，僧人審時度勢，營造了下生的彌勒佛像。

　　總體看，佛教傳入中國南方的時間比北方晚，但發展速度比北方快。尤其是石窟造像盛行的南北朝時期，南北兩方在政治上相互對立，其地理、人文等各方面差異明顯，導致造像藝術、彌勒信仰的差異化發展。另外，石窟造像還與窟主的信仰、藝術喜好、權貴程度及工匠技藝水平相關。

　　中新社記者：當前，中國佛教石窟藝術面臨哪些適應時代與社會的挑戰，應如何推動其保護與傳承？

　　馬德：佛教石窟藝術是中國燦爛的文化藝術瑰寶，新時代保護和傳承佛教石窟藝術，要將其視為歷史文物或傳統文化。目前，佛教石窟藝術的保護傳承工作主要面臨自然環境、旅游開發、歷史知識、技藝和精神傳承等方面問題，這也是國際共性挑戰，做好保護傳承可以從三方面考量：

　　一是注重歷史知識和民族精神的傳承。佛教石窟藝術內涵教義、哲學、倫理學、藝術等思想，學術界要秉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原則，為社會進步發展提供借鑒。其作為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可能會隨著歲月的流失而不再為眾人所關注。但其蘊含的包容、奉獻與創造精神，無論社會發展到什么程度都需要弘揚和傳承，精神財富永遠不會過時。

　　二是注重技藝的傳承。流傳至今的石窟藝術是古人智慧的結晶，要詳細研究和傳承古人在開鑿大佛時所用的技術，使其得以延續。眼下也可以運用數字化手段，妥善保存石窟資料，比如敦煌壁畫就依托數字修復等技術永久地保存下來。

　　三是避免維修損壞和過度開發。受自然和人為因素影響，一些石窟建筑遭到破壞，地方政府在修繕時需“修舊如舊”，十分謹慎。還有些地方為了博取客流，隨意新造佛像和佛寺，這不符合當今社會的主旋律，也不契合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中新社記者：當今時代，發揚佛教石窟文化對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有何意義？

　　馬德：中國佛教文化蘊含的平等、包容等思想，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謀而合。佛教石窟藝術從西域走向東方，本身就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產物，其作為紐帶，理應發揮更大價值。

　　例如“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是多種文化交融的產物，莫高窟藝術及藏經洞文物記錄了古代歐亞的中國、印度、波斯等文化在此匯流。如今，依據敦煌研究院向全球發布的“數字敦煌”項目，民眾在網上就能看到精美的洞窟壁畫。早在唐代，高僧鑒真不畏艱險，東渡日本，講述與傳播佛學理論和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促進日本佛學、建筑、雕塑的發展，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代表性事件。再如，星云大師開創臺灣佛光山后，又在全球創設300余間寺院，將包括佛教造像藝術在內的“人間佛教”與中華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均為可圈可點之舉。(完)

　　受訪者簡介：

　　馬德，敦煌研究院研究員、敦煌文獻研究所原所長，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博士生導師、教授，甘肅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浙江省會稽山佛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河西學院“祁連學者”特聘教授。從事敦煌石窟、文獻、歷史及中國佛教文化研究，出版《中古敦煌佛教社會化論略》等10余部著作，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1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