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電 題：袁鷹——生正逢辰，側記風云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宋春丹

　　“文壇朱墨猶看盡，未了齋中未了情。”

　　2023年9月1日，99歲的著名作家、編輯袁鷹在北京去世，作家肖復興為他寫下這句悼詩。“未了齋”是袁鷹書房的名字。

　　提起袁鷹，很多人會想到初中語文課本上他的《井岡翠竹》等散文名篇，而在他供職三十多年的《人民日報》社以至文化界，熟悉他的人喜歡稱他“老田”。他本名田鐘洛，袁鷹是筆名。

　　文藝部新來的年輕人

　　1952年年底，袁鷹從上海解放日報社調到《人民日報》社文藝部(最初稱文藝組)任編輯，不久擔任副主任。文藝部由副總編林淡秋分管，袁水拍任主任，日常工作常由袁鷹主持。

　　1954年上半年，毛澤東的秘書、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要求報社編委會指派一名編輯，每天上午十點到他位于中南海的辦公室去匯報當天出報的情況，再把意見帶回來，在每天下午的編前會上傳達。每人輪值兩周，每天約一個小時。

　　輪到袁鷹值班，有一次胡喬木問起一篇經濟評論是否經有關部門看過，都提了些什么意見，袁鷹對報社其他部門的工作不了解，答不上來。胡喬木并未批評他這個“聯絡員”的失職，只是溫和一笑說：“有關部門領導的意見應該聽，特別是事實部分，但是也不一定事事照辦。報紙是中央的報紙。”袁鷹感到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意見，當天下午在編前會上一字不漏地傳達了。

　　1954年，被稱為“兩個小人物”的山東大學中文系學生李希凡和藍翎在該校校刊《文史哲》發表了兩篇文章，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提出商榷。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會議討論對這篇文章的轉載，認為不宜在《人民日報》發表，還是作為學術問題討論為好，但意見沒被采納。文藝部受命盡快組織文章展開討論，在此之前先發表一篇類似社論的文章。任務落在了袁鷹頭上。

　　袁鷹倉促受命，迷茫惶惑。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紅樓夢簡論》，他以前從未讀過，讀后只覺眼花繚亂。于是他放下手中工作，夜以繼日在家惡補知識。

　　在初稿中他寫道，俞平伯先生的觀點與胡適的觀點“一脈相承”，“每個文藝工作者，不管他是不是專門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都有必要重視這場思想斗爭”。他趕出初稿交了卷，主管副總編林淡秋細心地改了一遍，交總編輯鄧拓審定通過。

　　見報前夜，鄧拓、林淡秋和值夜班的總編室主任李莊定下《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這個標題，并署了袁鷹在報社用的名字“鐘洛”。袁鷹提出，署個人名字是否不妥，鄧拓揮揮手微笑地說：“沒有什么不合適的。”

　　“八版”

　　1956年，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7月，《人民日報》擴大為八版，并在第八版上恢復了副刊，沒有刊名，人們就稱之為“八版”。袁鷹擔任八版主編。

　　袁鷹中學時就開始向上海《申報》副刊投稿，又曾為上海地下黨領導的聯合晚報編過副刊《夕拾》，對報紙副刊不算陌生。但要編《人民日報》副刊，不免戰戰兢兢。他先去請教夏衍這位行家。

　　袁鷹踏入新聞界是1945年底在上海讀大三時，經好友介紹進入新創刊的《世界晨報》。這張報紙就是夏衍支持的。

　　1955年7月，夏衍擔任文化部副部長，袁鷹見到他的機會多了起來。對于《人民日報》恢復副刊，夏衍說：“以前我在《華商報》上寫過一篇‘編者的話’，叫《做廚子不易》，我看現在更不易。”袁鷹趕緊找來閱讀。文章說，自己這個廚子服務的對象不只是一家老小，而是一個“大雜院”，眾口難調。但這畢竟還是一個技巧問題，更重要的還是“心術”問題，要看這個廚子提供的是不是真材實料。

　　胡喬木領導了改版籌備工作。他說，副刊要成為貫徹雙百方針的重要園地，對學術問題和文藝理論問題可以有不同意見乃至爭論，提倡文責自負。副刊稿件的面要盡可能寬，作者隊伍的面要盡可能廣。袁鷹根據這個談話精神起草了一份副刊稿約。胡喬木幾經修改定稿，還加入了文章要“有文學色彩”這個要求，強調雜文是“副刊的靈魂”，一般要放在頭條位置，還特別提出要批評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和弊端。

　　短短一則稿約，勾畫了以后多年副刊的基本藍圖。

　　胡喬木還親自幫他們物色作者。他提出一定要請沈從文為副刊寫散文，還有“鴛鴦蝴蝶派”的張恨水，也談到周作人，說可以請他以筆名為副刊寫稿。

　　8月，副刊開張。打頭炮的文章是夏衍的《“廢名論”存疑》，署名任晦。老作家們紛紛重新提筆，議論風生。茅盾署名“玄珠”，巴金署名“余一”，葉圣陶署名“秉丞”，何其芳署名“桑珂”……一時間異彩紛呈，帶動了雜文的一次復興。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后，袁鷹等考慮在副刊開辟一個專欄，邀請夏衍、吳晗、廖沫沙、唐弢、孟超幾位老作家在四川飯莊小聚相商。專欄被定名為《長短錄》，五月推出后，開一時之風氣。

　　“編輯的良知”

　　“文革”結束后，袁鷹擔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

　　1977年，袁鷹一次看演出時，發現胡喬木就坐在他前排。此時袁鷹已有十年沒見過他了。得知袁鷹仍在《人民日報》編副刊《戰地》，他笑著點點頭說：“其實也不一定用‘戰地’兩個字，還可以想個好一點的。”

　　袁鷹回來后與文藝部同事商量，大家覺得“戰地”確實不妥，有“文革”味兒。后來副刊改名為《大地》，一直沿用。

　　袁鷹積極為撥亂反正造勢。1978年12月，文藝版整版刊發陶斯亮萬字文章《一封終于發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震撼全國——那時陶鑄還沒得到正式平反。袁鷹還組織《丙辰清明紀事》征文，記錄1976年清明全國悼念周恩來的活動。2600件征文中選出的140余篇文章，后來結集出版，成為袁鷹“編輯生涯最動情、最引以為榮的一本書”。

　　他得知老友樂秀良正在中央黨校學習，就約請他為副刊寫一篇有關撥亂反正的雜文。樂秀良寄來一篇《日記何罪》，大聲疾呼“日記應該受法律保護”。文章發表在1979年8月的《人民日報》上，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

　　后來，樂秀良在一篇題為《編輯的良知》的文章中感謝編輯刊發此文的勇氣：“報刊編輯的可貴之處就在于：根據中央的方針政策，聯系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和問題，隨時作出獨立的判斷。對的，就堅持，提倡；錯的，就反對，批評。立場堅定，態度鮮明。這樣，才是急黨之所急，急人民之所急，為黨和人民分憂解難。”

　　生正逢辰

　　1985年，袁晞考上中國社科院新聞系研究生，袁鷹成為他的兼職導師。1986年，袁晞進入《人民日報》社文藝部實習。

　　袁晞每周都去旁聽文藝部例會。例會由袁鷹主講，大家可隨時插話。有人如此形容當時的文藝部例會：“老田跟大家談形勢，談工作，談宣傳口的風向，如聊家常。大事奇事，在老田云淡風輕，而是非去從，聽者判然。”

　　后來成為《人民日報》編輯的袁晞感嘆，袁鷹主持文藝部那些年正是改革開放初期，那時報刊不多，《人民日報》文藝評論版和大地副刊是評論家和作家的重要園地，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文藝新人的處女作都在這里發表。袁鷹為人真誠和善，那時幾乎整個中國文藝界都是他的朋友。

　　著名詩人趙麗宏曾回憶，70年代后期他還是熱愛文學的知青，多次給《人民日報》副刊投稿，引起了袁鷹的關注，常寫信鼓勵。后來，他的散文《三峽船夫曲》和袁鷹的《筏子》被收入新版高三語文課本同一單元，袁鷹高興地對他說：“我們在語文課本里做了鄰居！”

　　1987年1月，袁鷹離開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人民日報》編輯崗位。

　　2006年，他出版了《風云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他覺得，自己作為幸存者有一種責任，就是為歷史留下一些真實的個人記錄。

　　90歲那年，袁鷹寫完了散文集《生正逢辰》。他常說，有幸趕上偉大的時代，生正逢辰，擁有了豐富多彩、大悲大喜的60年。

　　客廳墻上，掛著冰心為他題寫的“海闊天空氣象，風光月霽襟懷”。擔任過《人民日報》社文藝部評論組組長的鄭榮來說，這正是袁鷹的寫照，他襟懷闊大，極善包容，這也是他有眾多作者和朋友的原因。

　　袁鷹感慨，他27歲時調到《人民日報》社，沒多久就趕上“兩個小人物”事件，從此風雨不斷，一晃這么多年。正說著，當年主角之一、時年88歲的李希凡拄杖叩門。

　　后來，袁鷹久病臥床，常倚在床頭，戴著老花鏡在燈下靜讀。他懷念那些常通信的故人，可他們大都走了。2019年肖復興來信，他看了幾遍，拿著信摩挲許久，常常吟誦“云中誰寄錦書來”。(完)

　　(本文參考了袁鷹著《風云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