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3日電 題：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有何“綠色內核”？

　　——專訪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郇慶治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韓禹

　　在全球生態環境挑戰日趨嚴峻的今天，中國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明確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特征和本質要求，體現出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獨特生態觀。

　　“中國式現代化為當今世界的主流現代化理論與實踐注入了全新的‘綠色內核’。”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郇慶治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如是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曾撰文指出，古代人類社會大都信奉人與自然內在統一的有機自然觀，但現代社會的形成與發展是基于西方人類主體性乃至主導性觀念的逐步確立。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如何在其中破解二元對立的主體性困境？

　　郇慶治：人類社會的特定生產生活方式塑造出與之相適應的包括文化觀念在內的上層建筑。從較長時間尺度來看，人類社會(文明)與自然關系的構型形塑著其社會內部關系；而從較短時間尺度來看，人類社會(文明)的社會內部關系會對它與自然的關系構型產生重要影響——甚至可以是劃時代的或決定性的。

　　古代人類社會(文明)由于更多依賴于自然資源稟賦和自然生態條件，也就很自然地呈現出經濟社會制度乃至文化觀念的自然生態適應(敬畏崇拜)特征。因而可說，越是遠古的人類社會(文明)，就越是天然地接近于合乎自然生態法則的文明。

　　如果說中國的農業文明是一種生態色彩濃郁的文明，那么與之同時甚至更早的其他農業文明和狩獵采集文明也大致如此。現代社會(文明)尤其是其歐美版本的出現與崛起，不僅是一個非常晚近時期的現象，且取決于諸多方面的社會歷史條件。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原本作為反對封建王權和宗教神學工具的人性或個體權益及其抽象物(人類主體性或人權)，成為隨后建立并執著于其全球性擴張的資本主義社會(文明)的“靈魂”。相應地，大自然成為這種新型社會關系所形塑或奴役的“他物”——尤其是借助于現代科技，最終則是一種新型的社會與自然關系構型的形成，即“技術與資本主導社會中的自然”。

　　因而，從根本上說，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具有破解現代社會中二元對立的主體性困境的潛能。一方面，中國的經濟社會現代化歷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悠久傳統生態文化，合力促成了自反性的人與自然關系新認知。這并非只是在哲學倫理的層面意義上，同時還體現在其經濟社會制度化呈現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文化觀念的層面意義上。另一方面，在“準后現代化”的環境與條件下，這一新認知得以創新性實踐。具體而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目標追求，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背景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實踐進程緊密結合在一起。當然不是說這已是既定的必然性結果，而是說擁有一種經過努力可以達致的可能性。

　　中新社記者：現代化工業文明的產生及其全球化擴散，為整個世界和地球帶來了嚴重危機和挑戰。西方“現代化”乃至“后現代”思想界有何回應？與中國思路、中國理論和中國方案有何不同？

　　郇慶治：的確，歐美發達工業化國家最先感受到了工業環境污染對公眾生活造成的消極影響，比如19世紀中葉英國城市的污水橫流現象和20世紀中葉發生的嚴重污染事件。但隨后不久，尤其是自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歐美工業化國家紛紛引入各種經濟技術與行政法律措施來治理和抑制環境污染問題，同時將大量的污染性產業或公司轉移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國家。結果是，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歐美發達國家普遍出現了生態環境質量大幅度改善而公眾生活水平依然維持在較高水準的局面——因而促動了許多關于歐美“可持續發展模式(范例)”或“生態資本主義”前景的討論。當然，在全球層面上，無論是就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還是就我們共同的地球生態系統來說，自然生態已更加危機深重而不是變得可持續了。

　　客觀地說，歐美國家并非只有“綠色資本主義”或“環境自由主義”的“淺綠”政治理念與政策主張，而是有著十分豐富的“深綠”“紅綠”“淺綠”三維譜系下的綠色社會政治與文化理論——比如哲學倫理上極其激進的“深生態學”或“生態(生物、生命)中心主義”或初聽起來頗為極端的“大轉型理論”，以及各種樣態的后(反)現代性的生態政治哲學，比如米歇爾·福柯的“生命政治”和邁克爾·哈特與安東尼奧·奈格里的“新帝國”。尤其是，生態馬克思主義或生態社會主義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也已發展為系統完整的學術理論流派，它們無論對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解讀詮釋，還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批判，都有著相當程度的準確性和精到之處。

　　但這些綠色理論與當代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話語、綠色發展話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話語的最大區別在于，中國思維、中國理論和中國方案是由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全面領導下的現實性大眾社會政治動員或實踐，其中廣大民眾的實踐參與和民主監督也是全過程的和主動積極的。這種更多體現為自上而下的社會政治動員方式，并非沒有任何不足或缺點，但與簡單化、形式化的投票民主或社會抗爭相比，仍具有進步性和有效性。

　　中新社記者：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有何獨特之處？中國如何為現代化理論融入“綠色內核”？

　　郇慶治：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具有三重理論意蘊：基于近代中國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社會現代化歷史經驗總結反思的生態現代化理念，對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宏偉藍圖下“美麗”目標任務的新構想與愿景，面向當今世界正在發生著的現代化發展綠色轉型或重塑大趨勢的理性認知與自覺追求。這種生態觀并不是一種狹義的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哲學或方法論，而是一種基于寬闊視野的大世界觀方法論，因而可以同時理解為相互聯系的整體性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

　　其獨特之處至少包括兩點：一是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和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的歷史性融匯，而這幾乎注定了其與眾不同的理論特點和實踐特質，并終將產生出特定的歷史性結果——“生態文明建設”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是其最具中國風格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話語表達。

　　二是深深扎根于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后發性”現代化實踐。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感知一樣，現代化不是一個已趨近結束甚或沒落的歷史發展進程。實際上，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所體現或彰顯的正是這樣一種綠色選擇或可能性，即以一種盡可能和諧共生或社會生態公正的方式構建人與自然的現代經濟社會關系。

　　基于此，中國式現代化為當今世界的主流現代化理論與實踐注入了全新的“綠色內核”。簡言之，其一，它提供了超越“生態主義”抑或“人本主義”二元對立的、“堅持(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立場選擇；其二，它提供了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而不是簡單訴諸“后現代”或“去現代化”的方法論革新；其三，它提供了擺脫“歐美中心論”地域偏見的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倡議。

　　中新社記者：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有何實踐指向？

　　郇慶治：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的重要實踐指向，在于它可以對新時代全面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發揮規約與形塑作用。一方面，它將連接暢通“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和新“兩步走”的生態文明建設階段性任務舉措，對于前者主要是一種細化展開，而對于后者則更多是一種參照約束；另一方面，它還將在實踐中不斷促動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維度，尤其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表征的經驗性呈現和歷史性生成。相應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將同時是一個持續性的中國特色形塑和與時俱進革新過程。

　　中新社記者：面對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挑戰，人類命運與共。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能為世界提供何種啟示？

　　郇慶治：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及其實踐，可為當今世界提供三方面啟示。其一，必須更充分認識歐美主導現代化模式理念的生態局限性。盡管當前已形成了顏色各異或激進程度不一的綠色社會政治、文化理論、改革嘗試，但都未能觸動甚或挑戰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框架和國際不平等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

　　其二，必須更充分估計世界格局發生著的劇烈變化以及發展中國家影響力的大幅度提升。抗疫國際合作和俄烏持續沖突給人們最大的警示在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悄然展開并快速演進，歐美國家長期占據絕對霸權地位的單極化國際舞臺正在裂變為眾多的地域性中心及其競爭者，這些所謂發達國家同時失去或坍塌的還有諸多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榜樣”或“先驅”形象，比如在可持續發展領域。

　　其三，必須重新發現闡釋現代化理念與路徑的生態意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既是一種政治宣示或旗幟，也有著十分廣闊的理論與實踐創新意義。概言之，從全球立場或視點來看，相比歐美地域中心主義的排斥性現代化，更理性更綠色更公平的普遍性現代化有著更多的社會生態友好質性，或者說更(可能)接近于一種全球生態環境善治愿景。(完)

　　受訪者簡介：

　　郇慶治，1965年10月生，山東省青州市人，法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北京大學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2002-2003年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2005-2006/2009年德國洪堡研究基金訪問學者、2008年榮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21年獲聘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05-2012年，主持編譯了《環境政治學譯叢》(共12冊)；2015年至今，創辦“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研究小組”并擔任總協調人。主要學術專長為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環境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

　　 現已出版專著《生態文明建設試點示范區實踐的哲學研究》《文明轉型視野下的環境政治》《環境政治國際比較》等8部，主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與實踐》《大國擔當的鏡與鑒：應對氣候變化與構建生態文明》《馬克思主義生態學論叢》(五卷本)等9部，并在國內外知名雜志發表論文4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