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日電 題：為什么不能說漢語是低級語言？

　　——專訪日本關西大學榮譽教授內田慶市

　　作者 陶思遠

　　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漢語以其多元的語言特性與鮮活的生命力，折射出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在漢學家眼中，漢語到底是一門怎樣的語言？相較于在全球范圍內使用更加廣泛的英語，漢語有何獨特性？中西方語言數百年的互動交流史，對今天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從事漢語研究與教學40余載的日本關西大學榮譽教授內田慶市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解析中西方語言的不同特征，闡釋漢語與英語在交流碰撞中對彼此帶來的影響。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此前網絡上曾流傳一種論調，稱漢語是低級語言，因為它不是進制語言，沒有基本符號，符號間不能排序，不能排序的語言就不能很好地表達從低到高、從小到大等不同程度的問題。而英語像數字一樣，是進制語言，有無限擴充的能力……你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內田慶市：語言本身沒有高低優劣之分，任何語言都會承受正反兩面的評價。但海外多數學者對漢語的評價很高。古代漢語“簡潔”的特性令人難忘，一兩個字就可以表達世間萬物。古代漢語以“單音詞”居多，現代漢語則開始偏重使用雙音節詞。古漢語中只有“國”，但現在“國”字很多時候不再單獨使用，而是用“國家”等，雙音節顯得具象，這是現代漢語的風格，但古代漢語的“簡潔性”是非常突出的特點。

　　漢語的另一個優勢是詞性非常靈活，動詞有時候可以變成名詞。比如“王”，一般時候是名詞，但有的時候也可以作為動詞。

　　中新社記者：16世紀以后，西洋人的漢語研究就跟中國人的不一樣。但語言學研究應從外部世界尋找參照物，以外圍視角來補充現有研究。你認為西洋視角有何不同，他們是如何用自己的方法來研究漢語的？

　　內田慶市：坦白說，中國人的漢語研究“有些受限”，因為在很長一段歷史時間內，“漢語研究”在中國不是一個系統性學科。中國古代小學在教授語言時更偏重漢字的釋讀與用法，先秦時期又細分出了“訓詁學”。但西方不是這樣，他們很早就有語法學，并建有專門研究語言的學科。西方研究者有自己的理論系統來闡釋漢語的具體特點、總結漢語的語法現象。相比之下，中國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理論來研究中國語法的著作是《馬氏文通》，由清末學者馬建忠編寫，1898年才問世。

　　在西方視角下研究漢語，很容易觀察到漢語的比較學特性。比如量詞的使用。英語里只有“a piece of”這樣的表述，但他們驚訝地發現中國人會說一本書、一條河、一張桌子，他們覺得很奇怪，于是去研究漢語里的量詞是怎么回事。

　　此外，中西方的詞性分類也不同，但近代以來雙方語言頻繁交流，現代漢語吸納了西方語言的特點，也會總結出名詞、動詞、形容詞，古代漢語中是沒有這些詞性的，只有“實詞”和“虛詞”兩大類。

　　但西方的漢語研究方法不是無懈可擊的，用他們的理論框架研究漢語也會出現問題。漢語一般將介詞放在動詞前面，“我在公司工作”，但英文不是，介詞“at”往往放在句子的最后部分，這樣不同的語言習慣就會給學術研究帶來難度。

　　中新社記者：這就牽扯出另一個問題——只有語言的研究是不夠的，還需要考慮不同語言習慣形成的背景。近年來你專注于“文化交涉學”，是西學東漸過程中多種語言文化的碰撞融合令你產生了興趣嗎？

　　內田慶市：一開始我的確只關注漢語言學的詞匯語法以及近代漢語研究。但與歐美學者交流增多后，我發現語言習慣形成的背景與各地文化歷史、思維方式息息相關，所以我開始關注語言和文化的關系。舉個例子，“內”和“外”——“outside”與“inside”，用語言表達這一對反義詞很簡單。但具體到應用場景中，日語往往是“請在黃線內等候”，而現代漢語中往往是“請在黃線外等候”。這個不同其實很好解釋，是兩國人民在說話時是以“對方為主”還是“以自己為主”的區別，日本人講的“黃線內”就是“以我為主”的語言視角，而這背后是思維方式的不同。

　　更典型的例子是，中國人自古的方位觀講究“坐北朝南”，也就是說以后背的朝向——北，來判斷左右方位，所以這直接影響了中國古人“左右”的方位觀。中國古代著名的《四神圖》中的“左青龍、右白虎”和今天的方位觀是反的，因為今天我們指的“左右”是以你身體前方朝向來判斷的……

　　文化交涉學就是一門以這樣的視角來研究語言習慣的學科，學習語言要先建立在學習文化背景的基礎上。但“文化”的概念也很廣泛，比如歷史觀、美學觀和思維方式，都包含其中。以前做語言研究是只專注語言本身，現在主張跨領域研究，比如從歷史學家的視角來看語言的發展。

　　中新社記者：你從事漢語研究40余年，系統研究了中外語言交流史。在你看來，歷史上的中外語言交流如何影響了現代漢語？

　　內田慶市：數十年來，我一直專注于漢語從古至今的演變。特別是近代，中西方語言交往特別多。19世紀后，中國與西方傳教士交流往來頻繁，這期間漢語里出現了很多“譯詞”，包含豐富的新概念，非常有趣。比如，漢語里本沒有“科學”(science)一詞，直到晚清，知識分子才了解到這一西方概念，但也并未直接使用它。后來日本率先將“science”翻譯成“科學”，梁啟超等人才將這個詞帶回中國。“經濟”也是如此。起初漢語的這個詞不包含英文“economy”的含義，而是指“經世濟民”。直到隨著西學東漸，傳教士將“economy”的概念帶到中國和日本，日本人將這個詞翻譯成“經濟”，后來漢語里的“經濟”才有了今天被廣為認同的含義。

　　此外，早期漢語里的“文學”也不是英文“literature”的意思。《論語·先進》寫道：“文學：子游、子夏”，這里的“文學”指以禮樂為主的古典之學……大量類似的新概念自19世紀以后進入到漢語中，對應產生了大量新詞匯，也助推了漢語發展的現代化進程。

　　中新社記者：談到歷史，過去數百年間西方傳教士陸續抵達中國，為近現代漢語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與此同時漢語也在西傳，近現代漢語是否也為西方語言發展帶去了中國元素？

　　內田慶市：晚清時，中國已有了很多英語課本，但內容多有奇怪之處。例如：“我不能進去”被譯為“I no can in the city”。從今天的語法視角看，這有些不可思議。最具代表性的是漢語“好久不見”，被逐字譯為“Long time no see”，雖然這并不符合英語表述規范，但很多中國人直到今天還在這樣說。19世紀上海開埠后，中外通商，貿易往來密切，百業俱興，“洋涇浜英語”(英文pidgin，最初被音譯為“別有琴英語”或“別琴英語”)由此誕生。它指的就是中外商人在洋涇浜做生意時，中國買辦、商人不太懂英語語法，而是按照漢語邏輯直接轉化成英語的表達。那時候，中國人就說“Long time no see”，歐美人也聽懂了，后來就延用了下來。

　　1873年，《申報》還曾發表詩文形容“洋涇浜英語”：“生意原來別有琴，洋場通事盡知音。不須另學英人字，的里溫多值萬金。”(的里、溫、多即there、one和two)。這充分體現了當時中外貿易在上海發展的盛景，也是東西方語言文化融合最好的例證。這是一段有趣的歷史，但顯然，對今天依舊影響深遠。

　　此外，現在歐美很多國家的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常說“Chin、Chin”，其實就是從漢語的“請、請”來的，他們讀不出“Qing”中的“Q”這個音，所以就成了“Chin”。干杯的時候、客氣的時候，都會說“Chin、Chin”。這樣的例子很多，都是中西方語言產生交流以來，漢語給西方語言和社會帶來影響的具體體現。(完)

　　受訪者簡介：

　　內田慶市，日本漢學家，文學博士，文化交涉學博士，曾任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關西大學圖書館館長。兼任日本中國近世語學會會長、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學會副會長等。主要從事近代東西語言文化交涉史研究，主要著述有《華英通語-解題與影印》《文化交涉學與語言接觸-漢語語言學的周邊方法論》《近代東西語言文化接觸的研究》等三十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