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25日電 題：從西方到東方，如何感受與“懂得”文化的魅力？

　　——專訪丹麥知名漢學家易德波

　　中新社記者 高凱

　　易德波博士系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NIAS)高級研究員，這位漢學家自20歲起在法國巴黎大學攻讀中國文學，數十年來一直致力于積極促進北歐國家與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

　　年近80歲高齡的易德波曾無數次往返于丹麥與中國之間，考察、研究和傳播中華文化，尤其是對揚州評話等民間語言藝術表現出特別興趣。她如何與遙遠的東方文化結緣？對東西方文藝的表達和傳承有著怎樣的感悟？不同的文化是否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互相“懂得”？中新社“東西問”日前獨家專訪易德波(Vibeke Børdahl)，深入了解其經歷與思考。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何時開始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最初的契機是什么？您的中文名字易德波寓意為何？

　　易德波：我是在哥本哈根和巴黎開始學習中文的。我對語言有濃厚興趣，最初主要是學習古希臘語和拉丁語。1964年，我在巴黎逗留期間，發現索邦大學在教授中文。這種歷史悠久、在現代世界廣泛使用的完全陌生的語言和文字體系，立刻在我心里引起漣漪。此外，哥本哈根大學后來在我的祖國丹麥也開始教授中文。于是，我在哥本哈根開始了中文學習，兩年后我去往巴黎，并在那里繼續學習。

　　在童年和青年時代，我對中國文化不是特別感興趣，但我在一個特殊的家庭長大。我父親是一名探險家，曾于1947年至1949年前往阿富汗。從那時起，我們家里總會有客人來訪，他們之中有對亞洲非常感興趣的學者，總是在討論亞洲的情況。所以，我學習中文的想法可以說是很自然產生的。

　　中文名字“易德波”是我在哥本哈根的第一位中文老師送給我的。他原本是一位道教信徒。他根據我父親名字Edelberg的發音創造了Yi Debo這個名字。音節中也有“德波”(富含美德)的含義，也算是祝我好運吧。

　　中新社記者：您曾多次來到中國，什么原因使您對揚州表現出特別興趣，甚至會說揚州話？方言對不同地域的中國人而言都很有難度，您在學習中是否遇到很大困難？

　　易德波：我從開始學習中文時就對漢語的方言很感興趣，甚至還寫了一篇關于揚州方言的論文，并以此獲得了碩士學位(1968年)。我在巴黎(1967年至1968年)學習期間認識了一位中國移民，他是揚州人，住在巴黎一個揚州人的聚居社區，為我的這項研究提供了很多資料。當時我就較好地掌握了揚州話的發音，但沒有辦法完全用揚州方言說話，只能用普通話以及我掌握的有限的揚州話進行表達。

　　多年后的1986年，我開始研究揚州說書(揚州評話)。之所以從事這項研究，是因為我已對揚州方言有了一些體驗。在接下來的30年里，我主要從事揚州評話的研究。在挪威家里時，我夜以繼日地努力學習，主要是聽錄音帶。在我訪問揚州時，天天看現場表演。但這對我來說從來都不是一種容易理解的語言。我只能把揚州評話的段子用錄音機錄下來，一遍又一遍地聽抄下來，堅持天天聽。然后，我又從多方面分析了那些表演。但這并不是因為我在語言方面有什么特殊的天賦，而是辛苦工作取得的成績。

　　中新社記者：您覺得方言在研究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時居于何位？能否請您以揚州話為例分析其文化承載價值？

　　易德波：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方言是其語言現象的寶庫。如果你只知道國家的通行語言，如普通話，那么這些現象對你來說就不明顯。每一種方言就是其使用地的文化載體。方言的發音在傳達每個地區口頭藝術的真實環境方面也極為重要。揚州評話中，有一些非常特殊的高低語層特點。只有用方言來表演的時候，這些特征才能發揮作用。我在許多文章和著作中都提到過這方面的內容。

　　中新社記者：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您認為揚州評話有哪些獨到特點？是什么令這種古老的藝術形式流傳至今？

　　易德波：我認為，沒有人能夠回答關于口頭藝術的生存和消亡的問題。但我的印象是，在400多年的時間里，揚州評話是一個非常重要且統合了社會現象的產物。說書人對表演和傳承有著驕傲的態度，他們對先祖的藝術非常認真。而觀眾在這門藝術的生存中也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20世紀30年代，揚州有20多個書場，且每天都會有表演。不僅是揚州市有這樣的傳統，大運河南北沿線的廣大地區也經常有揚州評話的表演。我們必須在這樣的背景下看待這門藝術的生存與傳承。

　　中新社記者：在多年的研究中，中華傳統文化最吸引您的魅力為何？您如何看待中華傳統文化在世界的傳播？很多時候，中華文化在一些外國人眼中就是旗袍、紅燈籠、十二屬相、戲曲臉譜等符號化的印象，您認為東西方文化是否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互相“懂得”？

　　易德波：就我個人而言，中國文化中最吸引人和最有魅力的部分是明清小說和說書的傳統。小說的案頭本子和說書人的口頭書目是緊密相連的，但影響的方向是復雜的，并不是單向的。我的研究著作主要集中在《水滸傳》和《金瓶梅》這兩部小說以及揚州評話上，尤其是王(少堂)派《水滸》，我在1992年至2013年間發表了大量關于這一主題的中英文文章。從2010年至2020年，我把很多時間用在了《金瓶梅詞話》的丹麥語譯本上。由于我的研究集中在中國文化的這些種類上，我自然也會對它們懷有特別的喜愛和欽佩。

　　我從1964年開始學習中文。那時的漢學主要是研究中國的哲學、歷史和語文學，語言學和文學是課程的主要內容。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漢語的大學教育在全球范圍內已發生巨大變化。語言學和文學在其中所占的比重萎縮了很多。社會研究和與商業相關的研究已占據主導地位。在我看來，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現象。我認為，對中國的人文研究被忽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通過你提到的少量象征性的標簽來營銷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趨勢過于簡單化了，不論它們代表的是古代還是現代，它們都無法體現中國文化的豐富性。

　　我堅信，身處東西方文化中的人們能夠真正理解彼此。這是一個教育和自由思想的問題。(完)

　　受訪者簡介：

　　易德波(Vibeke Børdahl)博士，現為哥本哈根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NIAS)高級研究員。專攻中國語言文學、方言學、口頭表演文化，先后在北歐的奧胡斯大學、奧斯陸大學和哥本哈根大學任教。她最近關于中國說書傳統的英文書籍研究包括：《武松打虎——中國小說、戲曲和說書中的口頭和書面傳統的相互影響》(NIAS 出版社，2013 年)，以及與葛亮和王亞龍合編的《西漢：揚州評話藝人的腳本》(NIAS出版社，2017年)。她還在www.shuoshu.org上發布了“中國說書研究數據庫”。她的主要作品目前也以中文出版。易德波博士最近剛完成了她將《金瓶梅詞話》(1617年)翻譯成丹麥語的工作，全書共分十卷30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