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1日電 題：中國減碳路如何跨越“氣候變化陷阱”？

　　——專訪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龐軍

　　作者 徐雪瑩

　　氣候變化是否為西方限制發展中國家的陷阱？在目前的技術水平下，碳減排確實會以犧牲一定的經濟增長為代價。近年來，美國更以“苛刻財政和經濟負擔”為由，曾退出《巴黎協定》。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雙碳”進程何以同經濟發展“雙軌并行”？又如何以更短時間實現全球最大碳排放強度降幅？

　　“這些年，中國在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大力發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龐軍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經濟結構變化會影響能源需求總量和能源結構，推行低碳理念同樣能帶來更多商機。中國通過雙碳“1+N”政策體系、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建立健全碳定價等市場機制作用、大力發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技術、加大碳捕獲碳吸收技術開發利用等綜合舉措，有決心和意志如期完成“雙碳”目標，貢獻國際環保事業。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如何以更短時間實現全球最大碳排放強度降幅？其降碳舉措和西方相比有何不同？

　　龐軍：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美國從2007年到目標2050年間隔43年，歐盟為71年，中國承諾實現的時間只有30年。

　　在碳減排上，中國如今面臨的一些困難，是西方當年所沒有的。西方提出減碳計劃時，基本已走到工業化后期階段，產業結構轉型較為徹底，很多高污染、高耗能、高碳排放行業都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中國由于人口、產業、技術等因素，加上國際產業分工的一些阻力，難以通過產業轉移來減碳。同時，中國能源結構以煤炭主導的化石能源為主，碳減排任務更艱巨。

　　雖然只有30年時間，但中國有決心和意志如期實現“雙碳”目標，具體行動包括以下幾點：

　　首先，立足能源結構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大力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單位GDP碳排放量，同時大力發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已躋身世界前列，水電、風電和光伏發電裝機規模居全球前列、新能源汽車市場迅速崛起，都利于減碳。

　　其次，在頂層設計上，中國提出雙碳“1+N”政策體系，明確了具體的時間表、路線圖。對能源、工業、城鄉建設、交通運輸等不同行業，針對重點領域出臺碳達峰實施方案，梯次有序開展碳達峰行動。

　　再次，同西方相比，中國采取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辦法。即在降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推進大氣污染防治，加大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VOCs)、二氧化硫等傳統污染物的協同減排力度。

　　最后，中國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碳市場，相比于西方國家碳市場的體量更龐大。未來可以利用全國統一碳市場，納入不同行業，通過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交易、碳稅、可再生能源配額、可再生能源交易制度、綠色電力證書交易制度等措施，形成針對高耗能行業的有效減碳手段。

　　中新社記者：烏克蘭危機等國際局勢下，全球能源價格飆升，歐洲國家持續面臨“油氣荒”。這會否延緩各國邁向“雙碳”的步伐？對中國能源結構轉型有何影響？

　　龐軍：從短期來看，歐盟大量依賴俄羅斯天然氣資源，烏克蘭危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歐盟的低碳轉型戰略。

　　歐洲難以獲取俄羅斯天然氣，又即將面臨冬季采暖壓力。此時能源安全顯然更優先于低碳與能源轉型。為解決冬季采暖等能源需求問題，德國、意大利等國可能會重啟燃煤發電，或延緩燃煤電站關閉時間。這甚至可能影響到歐盟在2030年底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990年減少55%的目標。

　　從長期來看，各國最終還是會向低碳方向邁進。若烏克蘭危機持續，歐洲可能會重新考慮其能源轉型路徑。一會設法降低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加大能源供應多樣性。二會加大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力度，如加快開發太陽能、氫能等能源。

　　對于中國能源轉型，烏克蘭危機的直接影響沒那么明顯。中國能源結構以煤電為主，區別于俄羅斯供應的天然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俄羅斯反而有更多的清潔天然氣可以供給中國，有利于中國增加清潔能源。但烏克蘭危機對歐洲能源的影響也給中國能源轉型帶來啟示，過度依賴國外能源資源，會令本國能源安全存在隱患。

　　中新社記者：中國能源結構偏煤，產業結構偏重，減污降碳仍存在諸多困難和挑戰。“雙碳”行動中會采取哪些措施保證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中國能源轉型道路何以同經濟發展相協調？

　　龐軍：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在中國短時間內難以改變。要保證能源安全，必須充分認識到煤炭在中國能源中的主體地位，保證煤炭持續穩定供應。同時，把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作為重要抓手。一方面，對煤炭企業采取適當措施，在清潔能源利用技術上給予適當支持，促進其技術升級。另一方面，重視能源供應多元化，加大對清潔能源的開發。

　　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亦然。“雙碳”工作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不能因為追求“雙碳”目標，就對碳排放高的重要行業“一刀切”，而要挖掘、提升企業能源利用效率的潛力。

　　當下，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求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能源轉型同經濟發展相協調，須降低化石能源使用比例，促進能源多元化，加大對氫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這些都有賴于技術支撐。因此，還需不斷開發新能源、節能增效等技術，通過技術挖掘轉型潛力，最終實現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能源能得到持續供應。

　　同時，經濟發展也是能源需求重要的驅動因素。能源需求通常會伴隨經濟發展不斷增長，但經濟結構變化也會影響能源需求總量和能源結構。發展高新技術、金融服務等高附加值產業，對傳統產業進行升級改造，有助于加速能源轉型進程。

　　中新社記者：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在資源稟賦、產業分工、經濟發展、碳排放水平等方面差異明顯。中國各區域的產業結構調整方向有何不同？全國碳市場的設計如何考慮省際碳公平問題？

　　龐軍：中國西部地區能源資源豐富，特別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但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中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較突出，重工業、化工業占比較高，經濟發展水平相對發達；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往往依靠外部供應能源。

　　中國各區域的產業結構調整，要充分發揮其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才能在全國整體的經濟發展格局下，使各區域產業結構趨向合理，形成區域間協同分工。

　　東部地區要進一步加強傳統產業改造和技術創新，發展外向型經濟，如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產業、數字產業，提升國際競爭力。中部地區重化工業比例相對更高，要加快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引導高消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產業向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產業升級，推進第三產業發展。西部地區未來可作為中國新能源產業重要基地，為其他地區提供優質的清潔能源。

　　其中有一點尤為重要，即防止污染產業的跨區域轉移。不能說東部地區要發展，就將污染產業轉移至西部；西部地區為提升GDP，就把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承接過來。

　　全國碳市場設計也應考慮到省際貿易問題。省際貿易中，能源產業較密集或重化工業所占比例較高的省份，往往會為外省承接一部分碳排放；經濟發達且產業結構中以高附加值產業為主的省份，則會將部分碳排放轉移到外省。

　　因此，為解決省際碳公平問題，首先要充分考慮碳排放的空間分布特性，科學界定各省碳減排責任。對于高耗能省份，全國碳市場的配額發放要有所傾斜。配額過于寬松，起不到約束作用；過緊又會給這些省份的產業帶來很大影響。因此，碳配額應當適度，并給予調整空間，讓各省份有時間逐步調整能源結構。

　　其次，從長遠來看，真正的功夫應下到碳市場之外，即通過資金、技術、人才等支持，幫助高耗能省份盡快升級改造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例如，通過適度的碳配額拍賣籌措碳減排資金，用以支持傳統省份進行節能改造與產業技術升級，緩解因省際分配效應而加劇的地區不公平。

　　中新社記者：作為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世界減碳歷程有否可參考的經驗？中國這場“雙碳”變革又能為國際環保事業帶來什么？

　　龐軍：發達國家在減碳歷程中，通過立法引領、財稅刺激、科研指導等手段，促進企業減排降污，限制了高污染、高能耗行業的發展。同時，向民眾推廣低碳文化、低碳理念，在全社會形成崇尚低碳、清潔能源的良好風氣。其為全球減碳做出的各項有效舉措值得借鑒。

　　中國“雙碳”變革必將為國際環保事業作出貢獻。

　　一則，中國作為目前全球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在實現“碳中和”的進程中，對全球減排的貢獻毋庸置疑。中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推進新能源發展，進行低碳變革，為世界環保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

　　二則，讓世界看到中國踐行“雙碳”理念。其他國家可以從中國的行動措施中獲得經驗借鑒。同時，形成示范效應與國際減碳風氣，給部分消極國家帶來壓力，倒逼其推進減碳事業，最終促進全球減碳。

　　最后，中國推行低碳還能帶來更多商機。例如，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開發新能源汽車等，均涉及數字化改造。這意味著部分企業在新領域的商機，也有助于加速國家新能源技術創新，甚至帶動全球新能源技術的發展，為經濟與生態帶來雙重增益。(完)

　　受訪者簡介：

　　龐軍，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資源與環境經濟學、能源與氣候變化經濟學。現為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生態文明教育研究分會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