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10月9日電 題：作家阿來：為什么文學最重要的還是語言？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1982年，詩歌《豐收之夜》在《新草地》第2期發表，這是作家阿來發表的第一篇文學作品。

　　今年是阿來文學創作第四十年。四十年來，這位從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走出的藏族作家筆耕不輟，在《塵埃落定》回顧土司制度的興衰，《蘑菇圈》反思人類與高原生態的關系，《云中記》書寫汶川特大地震的創傷與救贖，其作品被大量譯介到西方，并獲得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重量級文學獎項。

　　西方的寫作經驗對中國當代作家帶來什么影響？為什么阿來在北京大學公開表示“那些來自于西班牙語、法語、德語的寫作經驗，最后都必須以中國的文字來呈現”？近日，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阿來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日常生活中很難見到甲骨文，為什么當代中國還有那么多人愿意學習、了解甲骨文？

　　阿來：如果將文明比作大河，那么研究甲骨文就是在追溯中華文明的源頭。人只有創立文字，才能給認識的萬物命名，命名以后進行總結、歸納。我們講認識世界，建立關于這個世界的觀念，建立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思想體系和知識體系，都是從這里發源的。

　　所以看到大江大河，不光要看到它匯入大海的那一瞬間，應該對更多的源頭感興趣。

　　中新社記者：西方寫作經驗對中國當代作家帶來什么影響？您為何認為文學最重要還是語言，并在北大公開表示“那些來自于西班牙語、法語、德語的寫作經驗，最后都必須以中國的文字來呈現”？

　　阿來：中國有一段時間，尤其是“文革”前后，人們對世界是封閉的，但在這期間世界不光科學技術在發展，文藝的觀念也在發展，小說新的表現方式、新的思想也在產生。

　　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把文化的藩籬拆除。我們這一代人通過閱讀世界上的文學作品，接觸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東西，新的思想、新的表達方式或是新的藝術流派。這些作品確實帶來很多啟發，我們是在這種啟發、這種沖擊下開始寫作。

　　但后來，我們迅速認識到，所有東西都要“在地化”，因為講的是中國故事、中國經驗，背后有中國人的情感，這種東西如果完全用一種翻譯腔來講，恐怕就會存在一定問題。就是我們要表達的事物、認知、情感，跟洋腔洋調之間有一個不協調的問題。

　　中國經驗、中國故事，最終還是要用中文來講。過去我們很多時候注意西方的經驗，注意世界的經驗，但是怎么把它融入我們這種語言當中來，確實中間有一個復雜的轉換過程。所以需要在打開眼界以后，面向世界以后，回歸本源。對作家或者任何一個中國人來講都是如此，回歸本源，要立足在中國文字的基礎上。

　　其實中國歷史上有很多“轉化”的經驗。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有一個大師翻譯佛經的時代。大師將古代印度人用梵語講述的佛經最后完全中國化。靠什么？靠在翻譯的過程中，讓它最大程度的契合中國的文字和語言，這中間是要下大功夫的。

　　從東漢末年開始，一直到唐朝，中國人用了好幾百年時間才完成了這樣一個佛教中國化的過程。而佛教中國化根本核心就是怎么把那種來自外面的思想，來自異域的世界觀，用中國的文字和語言做最恰當的表達。

　　今天我們面對一個全新的世界，怎么用這種語言來吸收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成果，這從科學、政治到文化、藝術都是一個重要課題。文學主要是通過修辭、語言作為最基本工具來進行表達，因此文學家更有責任在這個地方先知先覺，在這個地方率先嘗試。這個時候不應該關起門說“西方那個不重要”，而是“怎么把它中國化更重要”。

　　中國化的經驗從哪里來？中國有自己的一部文學史，從詩經、楚辭開始，唐詩宋詞一路下來，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審美經驗，來表達中國人的事物、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觀念。這個時候，對本國語言文字的研究，對其表現力的提升，就成了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東西方文學有何異同？中國文學擁有悠久的歷史，但豐富的語言表達主要體現在詩歌和散文里，敘事文學的語言相對比較薄弱。這些差異出現的背后，有什么原因？

　　阿來：東西方文學最大相同之處就是表現人。文學的核心是人，人的意志，人的情感，過去古典文學就講得很清楚，詩言志，詩言情。詩是和情感發生關系，因為情感的動蕩而產生，而不僅是主觀的一個觀點。哲學家有觀點、歷史學家有觀點，但他們更多是基于理性的表達，但文學是從抒情開始，從情感的動蕩開始的。

　　西方的敘事文學比較發達，但相對而言，他們的詩歌就不如中國。而中國語言表達的豐富主要在詩歌和散文里有所體現，所以不少中國小說家讀外國文學比較多。

　　我們身處全球化的時代，如果經濟全球化是后來才開始的，那么文化的全球化其實從五四運動就已開始。他們有什么長處我們就學他們，所以讀外國小說多一點。同樣，近代以來，也有很多外國詩人向中國學習詩歌，尤其是唐以來的詩歌。因為文化正是這樣一個互相借鑒、交流，然后豐富的過程。

　　中新社記者：您的《塵埃落定》《蘑菇圈》《云中記》等作品都被翻譯成了多種文字在海外出版。您在東西方的讀者群體有什么相同點，他們對文學作品關注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

　　阿來：詩言情，這個詩并不單指詩歌，從某種程度來說泛指一切文藝類作品。文學作品是靠情感打動人。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看《簡·愛》，小說也好電影也好，一開始英國人住的房子和我們不一樣，穿的衣服和中國古典服飾也不一樣，我們會看到一些文化差異，但這些都不重要，最后使你陷入這個作品中，把你深深吸引的，其實就是他們的愛情。這一點東西方是一樣的，愛情的起起落落才是最后真正把人抓住的東西。

　　所以東西方讀者對文學的關注還是以情感為第一，當然這并不是說作品里交代的另外一些文化場景和元素不重要。如果說進入文學史的古今中外的經典作品有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對人情感的豐富，對人健全思想的構建作用。(完)

　　受訪者簡介：

　　阿來，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壩藏區的馬爾康縣，畢業于馬爾康師范學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雜志主編、總編和社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主任。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塵埃落定》《機村史詩》(六部曲)《格薩爾王》《瞻對》《云中記》，詩集《棱磨河》，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長篇散文《大地的階梯》《草木的理想國》等。 2000年，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9年，《機村史詩》六部曲獲得“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獎”；2018年，《蘑菇圈》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2019年《云中記》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