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4日電 題：理解與互鑒：中亞與中國文明如何交流？

　　作者 袁劍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

　　作為世界的一部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構成了我們認識自身歷史地位與未來角色的組成部分。作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廣闊邊疆所交接的周邊地帶，以及這一周邊地帶上的諸多國家與地區，則很大程度影響了我們理解周邊與域外，尤其是全球治理中的邊緣地帶的重要思想史基礎。

　　在地理上，人們一般認為的中亞位于亞歐大陸中部內陸地區，東部與中國新疆毗連，南部與伊朗、阿富汗接壤，北部與俄羅斯相接，西部與里海相鄰，包括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5個國家。1991年底蘇聯解體和中亞五國的獨立，是近代以來中國西北周邊方向最大的地緣政治變遷。今年是中國與中亞五國建交30周年，在新的時代端口，需要在更深的意義上理解中亞和這一區域的諸多國家，進而深化中國與中亞的文明互鑒與融通。

　　遙望中亞：對外認知的一個范式性開始

　　“從地圖上看來，這一大片地方很像是‘自然’有意在地球上形成大文明的幾處地域之間，造了這樣一座障壁，隔斷了他們在文化方面彼此的交流……”著名探險家斯坦因曾經這樣記述中亞的地理與文化特征。確實，作為離海洋最遙遠的一塊區域，中亞在歷史上往往成為周圍各大力量的緩沖地帶。與此同時，這種緩沖地帶的角色又構成了某種“連接”意義，正如著名的中亞史學者羽田亨所言：“亞洲各個互相遠隔的強大國家，也是由這些地方而得到聯絡，相互之間，造出不可分離的關系。”

　　公元前139年，張騫受漢武帝之命鑿通西域，前后歷時十余年，這在漫長歷史中或許只是一瞬，卻標志著中國對外認知的一個范式性開始。它所呈現的是一種中國歷史上地緣勢力兩極關系中的第三方力量及其爭取策略，這種基于古典經驗和歷史實踐的范式綿延既久，影響深遠，在某種程度上深化了對歐亞內部力量關系結構的理解，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得以使我們重構對于歐亞“世界島”的認識，與此同時，這種結構關系的形成，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對自身西北邊疆安全重要性的歷史認知。在這當中，敦煌的故事與傳奇，連接了歐亞的幾大文明，為古代中國與中亞提供了豐富多彩的相互理解與認知圖景。

　　當然，中國認識和理解中亞的過程，同樣也是對這一區域內部特征與文明變遷加以深刻體驗的過程。在歷史上，中亞經歷過多次民族遷徙和宗教變遷，其文明樣態顯示出階段性與多樣化的熱點。進入近代，隨著西方勢力的侵入，尤其是英俄大博弈的展開，這一區域也逐漸被納入殖民秩序網絡中，中國古代與當地密切交往的歷史被日漸遮蔽和遺忘，直到20世紀這種殖民秩序網絡被打破，方才有所改觀。

　　區域中的新定位：中亞的獨特性

　　在全球史研究中，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曾經從中心-邊緣關系的角度對包括東亞、拉美等區域在整個世界體系中所處的位置和角色進行過系統梳理和分析，并揭示了東亞如何在近代逐漸成為整個世界分工體系的附屬部分，在政治權力結構上成為西方力量的邊緣角色；此外，對拉美的討論也具有類似的意義。而對于中亞，它在整個世界體系中的相關位置和角色問題似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討論。

　　實際上，如果將世界體系從近代資本主義世界往前推的話，可以發現，途經中亞地區的絲綢之路在某種程度上溝通了歐亞大陸東西方的交流，并成為古代世界體系的重要維系紐帶。到了蒙古大征服的時代，則在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以廣義上的中亞為核心的世界政治和經濟體系，這種榮光一直延續到17世紀。此后，隨著西方海上貿易和海上軍事力量的拓展，占據歐亞世界體系中心位置的中亞失去了它曾經的地位。

　　著名的世界體系論者、思想家貢德·弗蘭克(Gunder Frank)曾通過《白銀資本》一書凸顯了東亞，尤其是中國在近代轉型中的重要性，而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他對中亞的連接性地位也進行過精辟分析，提出了中亞在世界體系中的“中央性”(Centrality)問題。他指出，對任何試圖對世界體系史進行體系性分析的人來說，中亞也具有中心地位。中亞之所以是一個黑洞，就在于它必須引起世界體系史研究的關注甚至熱情。但是，中亞可能仍然是世界及其歷史當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視的部分。這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歷史絕大部分是由那些有自身目的，尤其是將其勝利合法化的勝利者所書寫的。而中亞在很長一段時間是一些勝利者的家園，對于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他們要么記述一些歷史，要么留下一部分歷史遺跡。自15世紀以來，中亞民眾在兩方面幾乎都成為失敗者。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輸給了別人，而他們所在的中亞故土也不再是世界歷史的中心。此外，這些損失迅速在彼此間關聯起來：富有吸引力的世界歷史中心轉移到了外圍、海洋和西方。

　　長期以來，歐洲(或西方)中心主義不僅已經標記并扭曲/形塑了關于“西方”的歷史書寫，而且也標記并扭曲/形塑了對于“東方”和“南方”的歷史書寫，其中就包括對中亞歷史的記述。如今，情況正在改變，中亞正在被外部世界發現。人們需要在世界區域中重新確立中亞的位置，去理解它曾經有過的“中央性”。

　　“一帶一路”倡議：新的歷史互動

　　歷史總在為現實提供智慧。“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與實踐，當然帶有歷史上絲綢之路的文明印跡，隨著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崛起與新時代的展開，歐亞大陸內部的互聯互通，正經由中亞這一區域的樞紐角色，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在過去，中國曾有過自己的天下秩序與實踐邏輯。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使得大量貴重商品在中國、中亞和地中海諸國之間流通，將商人、行會和國家事實上卷入了這種綿延歷久的貿易活動中，后續發展中不僅局限于商品的交換，而且還進一步促進了人員、文藝作品、思想和觀念的交流，最終形成了整個歐亞大陸關于絲綢之路的共同記憶。

　　21世紀的“一帶一路”倡議，既有這種基于共同記憶的歷史共識，同時也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呈現出新的互動意義。在與中亞各國的現實交往中，“一帶一路”倡議秉持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的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以點帶面，從線到片，以路、帶、廊、橋為紐帶，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格局。在觀念層面，兼顧中亞各國的平等與安全需求，在文化層面，充分考慮到中亞內在的文明特質，形成了一種兼顧歷史交往與現實合作的新關系格局，它不僅接續歷史，更面向未來。

　　數千年來，中亞與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交織，構成了中亞與中國彼此間互鑒融通的深刻思想關聯。生活在當下的我們每個人，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主動參與這種互鑒融通的關聯之旅，正如無數的人們支撐起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一樣，人們也能在對中亞的新認識中去深化“一帶一路”的區域實踐，它將始終是一個進行時。(完)

　　作者簡介：

　　袁劍，1981年生，江蘇蘇州人，歷史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邊疆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基地)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心邊疆民族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特聘專家。主要從事邊疆民族與中亞問題研究。已出版學術專著《邊疆的背影：拉鐵摩爾與中國學術》等2部、譯著《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等9部，主編《拉鐵摩爾與邊疆中國》、“民大名家邊疆研究文存”系列、拉鐵摩爾著作集等多種，主持多項國家級與省部級課題，發表數十篇核心期刊及外文論文，其中十余篇被《新華書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等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