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吉平：邊疆考古為何要站在中華文明的高度思考？

　　中新社呼和浩特6月23日電 題：邊疆考古為何要站在中華文明的高度思考？

　　——專訪內蒙古文物保護中心主任吉平

　　中新社記者 李愛平

　　邊疆地區的文物遺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物例證，它記錄了各民族的社會制度和生產生活軌跡，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

　　那么，考古發掘和闡釋邊疆地區豐富的歷史遺產，對于講好中國故事，特別是講好邊疆各民族融合發展的歷史故事有哪些意義？

　　推而廣之，邊疆考古為何要站在中華文明的高度思考？中新社“東西問”近日獨家專訪了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內蒙古文物保護中心主任吉平。

　　在吉平看來，站在中華文明的高度思考邊疆考古，能增進民族團結，維護邊疆穩定和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談到邊疆考古與中華文明的關系，如何理解考古學意義上的中華文明？

　　吉平：在漢語中，“文明”一詞最早出現在《周易》：“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美國民族學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把人類社會發展分為了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這一思想被史學家所接受并發展。

　　按照公開材料顯示，根據考古學的定義，蒙昧時代也就是舊石器時代，野蠻時代也就是新石器時代，而脫離了石器時代的就是文明時代。

　　在考古學上如何界定一個古人類遺址是否進入了文明階段呢？

　　相關資料顯示，1958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一個叫克拉克洪的學者提出了三個考古標準：城市、青銅器、文字，這一個標準很快被世界學術界所公認。這三個標志中，城市最重要，人類出現了城市，就代表國家已經開始產生。

　　從考古上來看，中國在4000多年前開始出現了史前城市遺址，這至少說明，在該時期，中國的國家已經開始萌芽了。有資料表明，中華文明誕生的時間和印度文明、克里特文明的時間不相上下。

　　中新社記者：在考古層面，您能不能結合哈民考古遺址與中華文明的意義來談談？

　　吉平：哈民遺址可以說是開啟了五千年文明塵封記憶。位于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鎮境內的該遺址，是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大型史前聚落遺址，距今約5500年至5000年，已探明遺址面積17萬平方米。

　　哈民考古遺址之于邊疆考古最大的意義在于，它是中國考古工作中首次在北緯43度以北地區發現的史前聚落，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見的。其規模之大、保存之完好、遺跡現象之震撼、出土文物之豐富，在整個東北地區乃至全國都是極為罕見的。

　　除此外，遺址內發現的十幾座保存較為完整的房屋木質構架，再現了新石器時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構筑框架情況，這在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史前聚落遺址中尚屬首次發現。

　　哈民遺址的發掘不僅發現了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哈民文化”，使科爾沁的地域歷史實證足足地提前了一千年，而且改變了史前的科爾沁地區一向被視為邊塞蠻荒之地的看法，充分證明了科爾沁地區是中華古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中新社記者：對于邊疆考古，如何做好中華文明與文物保護的推動工作？

　　吉平：為了加強對哈民考古遺址的保護和利用，內蒙古文物保護部門按照“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針，建設了集遺址保護、文物展示、考古體驗、文化旅游、生態保護“五位一體”的哈民考古遺址公園。

　　此舉更大的意義在于，可讓外界獲知一段絢爛華美的文明記憶，民族文化在這里搭建了與世界交流對話的平臺。

　　具體到國家層面，我認為近期邊疆地區應配合“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和“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制定實施邊疆地區重要考古規劃和實施辦法，圍繞史前文明、中國文化基因以及邊疆與周邊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等一系列問題展開考古發掘和闡釋工作，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打好基礎，共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新社記者：在邊疆考古上如何做好發掘和闡釋，以體現中華文明的重要性？

　　吉平：中國地域廣大，邊疆地區占國土面積的一半以上，主要是高原、山地、草場和戈壁沙漠。各地區的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是不平衡的，尤其邊疆地區，這一發展過程、原因等有待深入挖掘和認識，以便全面了解我們民族、國家和文明是如何走到今天。

　　因此，我建議在“十四五”期間，劃地區、分階段、有目的展開邊疆考古發掘和闡釋，對邊疆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形成更深刻的認識，增強各民族“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

　　事實上，做好邊疆地區考古發掘與闡釋，對深刻認識各民族互鑒互學的歷史，強化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精神標識和文化標識，推動民族團結，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深刻意義。

　　中新社記者：對于邊疆考古要站在中華文明的高度思考的話題，您能否舉例說明？

　　吉平：例如，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新疆考古隊經過考古發掘，以實物證據確認北庭故城外城為唐代構建，展現了唐代北庭都護府的歷史地位。

　　內蒙古發掘的元上都遺址，為自治區內唯一的世界文化遺產，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化融合的產物，再現了元朝繁榮的社會形態、融合的民族關系，以及開放包容的繁榮文化，其城址設計和規劃體現了對漢文化的吸收與延續。

　　中新社記者：邊疆考古應如何做好傳播工作？

　　吉平：從國家層面，當前我們應該加強考古成果轉化與傳播，建立遺址博物館或遺址公園，活化文物遺址，滿足民眾對歷史知識的渴望。與考古領隊簽訂責任書，在規定期限內完成考古報告，及早呈現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教育和引領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少年，認識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作出的巨大貢獻，增進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完)

　　受訪者簡介：

　　吉平，蒙古族，1962年出生于呼和浩特，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現為內蒙古自治區文物保護中心主任，畢業于吉林大學歷史系。從1996年至今先后發掘了頗具影響力的“岔河口新石器時代”遺址；其所主持的“南寶力皋吐墓地”和“哈民史前聚落遺址”雙雙獲得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六大發現”；2011年“哈民史前聚落遺址”又榮獲該年度國家文物局主辦的“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2012年，承擔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子項目(2013BAK08B05)--“東北地區史前聚落及生業形態進程研究”。2013年起，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哈民—科爾沁沙地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與綜合研究》(12﹠ZD191)的子項目，其間發表各類報告、論文二十余篇。曾出版《哈民玉器研究》一書，2015年受聘“米蘭世博會中國館主影廳歷史文化”顧問，2016年起任內蒙古文物保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