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張恒軍：當代文學交往如何架起中日文明互鑒金橋？

　　中新社北京3月30日電 題：當代文學交往如何架起中日文明互鑒金橋？

　　作者 張恒軍 大連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院長

　　文學是人類情感最豐富最生動的表達，是人類歷史最形象的詮釋，具有直達心靈的情感力量。文學作品是交往理性得以展開的理想場所，以其為中心，作者、讀者、社會等若干主體，可以建立間性交往關系。文學作品也是文明互鑒的重要媒介，是不同國家、不同種族民眾交流的重要形式，在我與自我、自我與現(xiàn)實他者、自我與超驗他者以及自我與潛在他者之間形成文明互鑒。

　　中日兩國有著共同的“文學交往”基礎，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古代文學交往、現(xiàn)代文學交往固然是文明互鑒的橋梁，但比較而言，當代文學交往更是“金橋”，因為它能夠增進對人類當下生活中悲歡離合的感觸，傳播當代價值觀念，描繪當代開放、多元、包容的人類共同生存狀態(tài)，有助于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助力人類文明進步與發(fā)展。在人類交往中，當代文學交往是雅致的交往，能夠開拓和放大作家自我的生命體驗，為創(chuàng)作帶來異質的經驗和新的可能，以更大的格局激蕩現(xiàn)實、觀照“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而有利于促進多元文明并存的世界格局，滿足世界各國協(xié)同發(fā)展的現(xiàn)實訴求，由此，謂之“金橋”。

　　文學的交往：何止村上，何止莫言

　　中日兩國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文學交往源遠流長。在數千年的交往史中，文明互鑒貫穿始終。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進入新時期，中國當代文學日益引起日本學界和廣大讀者的重視，特別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加速了中國當代文學在日本的傳播。日本當代文學也被大量引進中國，尤其是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加深了中國讀者對日本的理解。中日當代文學的交往：何止村上，何止莫言？

　　40多年來，中國與日本文學的交往持續(xù)增強，交流機制日益健全，交流渠道日益拓寬，交流方式日益創(chuàng)新，作品譯介由一元化的經典文學進入多元化的當代文學。大批的當代文學作品被引進，除了大家的作品，還包括大眾文學，如青春小說《戀空》《一個人的好天氣》等，童書《再見了，可魯》《可愛的鼠小弟》《蛤蟆的油》，動漫文學《鐵臂阿童木》《一休哥》《花仙子》等都受到中國讀者的追捧。森村誠一、松本清張等人推理小說也走入中國讀者的視野。進入新世紀，中國對日本當代文學的譯介更加系統(tǒng)，女作家作品系列、芥川文學獎系列、青年作家系列、“80后”作家系列等都產生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2020年以來，陸續(xù)舉辦了多場中日作家線上對話會和文學論壇，作家在“云端”共話疫情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人類處境。2021年8月，中國作協(xié)發(fā)起成立“中國文學海外讀者俱樂部”；9月，發(fā)起成立了“一帶一路”文學聯(lián)盟；10月，舉辦中青年作家國際傳播高研班，幫助青年作家了解世界文學，提升國際傳播能力。響應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當代文學日益自信，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了文學的力量。

　　40多年來，日本與中國文學的交往穩(wěn)步推進。新時期之前，日本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了解中國的愿望迫切，陸續(xù)大規(guī)模出版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全集》(15卷)、《中國現(xiàn)代文學選集》(20卷)、《現(xiàn)代中國文學》(12卷)、《中國革命文學選》(15卷)等全集或者選集。進入新時期，仍然比較熱。隨著了解日盛，進入新世紀，則相對平靜。趙樹理、茹志鵑、曲波、王蒙、陸文夫、劉心武、史鐵生、賈平凹、阿城、王安憶、鄭義、張辛欣等當代作家，培養(yǎng)了一批喜愛中國文學的日本讀者。近十年，莫言、鐵凝、余華、閻連科、殘雪等作家的作品深受日本讀者的喜愛。在與中國當代文學的交往中，一些文學社團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日本文藝家協(xié)會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編纂《文藝年鑒》；日本中國研究所從1955年開始編纂《中國年鑒》；日本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從1984年開始編纂《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報》；中國現(xiàn)代文學翻譯會從2008年開始翻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2015年創(chuàng)刊的《人民文學》雜志日文版主要翻譯當代作家短篇小說和詩歌；《殘雪研究》雜志則聚焦殘雪小說的研究與翻譯。

　　文字的力量：塑造中國，塑造日本

　　中日當代文學的交往凸顯了文字的力量。今時，我們生活在文字的世界里，就像呼吸空氣一樣。文學是文字的組合，是其組合的最高形式。作為探索人類復雜而微妙的心靈密碼、時代的書寫，它是超越民族和國家的不滅火焰，是呵護真善美、啟迪智慧、照亮生命的永不枯萎的精神動力，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人類文明的交往可分為四個階段，區(qū)域交往的前絲綢之路時期、通道交往的絲綢之路時期、發(fā)散交往的后絲綢之路時期和融合交往的全球化時期。今天，在技術的加持下，互聯(lián)互通加劇了文明的沖突，也加速了文明的融合、文明的塑造，“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經過口語、文字、印刷傳播時代之后，步入今天的數字傳播時代，人類的文明潛藏在文學文本的背后，文學同樣將對人類文明產生深刻的影響。

　　日本作家黑柳徹子的《窗邊的小豆豆》銷量超過110萬冊，充滿愛心、思想開明的小林校長和天真善良、活潑可愛的小豆豆，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讀者對日本的印象。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是在中國流傳最廣的日本文學作品，閱讀村上春樹甚至成為中國中產階級的標志之一。中國是詩歌的國度，素以詩歌抒情。日本深受這一傳統(tǒng)的影響，也喜歡用漢詩來表達內心情感。日本人喜歡的“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出自《詩經》；日本詩人晁衡的“蓬萊鄉(xiāng)路遠，若木故園林”與王維的“鄉(xiāng)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遙相呼應……這些詩句的背后是中國情趣、中國情結。

　　日本作家從中國文學中汲取營養(yǎng)。平野啟一郎被稱為“三島由紀夫再世”，他的《一月物語》以黃粱一夢與莊周夢蝶為背景，也引用了李賀的作品。平野認為日語始終脫不開中國的影子。“帥氣”與“武士道”緊密相連，但其基本精神的“義理”卻源于中國春秋戰(zhàn)國，經過日本獨立發(fā)展，在20世紀50年代后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也成為極受中國歡迎的日本設計的支撐理念。中國作家也從日本文學中汲取營養(yǎng)。郁達夫的《沉淪》，塑造了“零余者”形象，深受日本破滅型“私小說”的影響，偏重作家個性，具有浪漫主義小說的氣質。而郁達夫在此基礎上開創(chuàng)了現(xiàn)代抒情小說的新體式，領一時風尚，影響了后代不少作家。

　　文明的互鑒：走出過去，面向未來

　　文明互鑒是全世界作家的共同愿望。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作為“永遠的鄰人”，中日之間當代文學的交往將在未來的歲月里，催生出更新的文明。

　　如何發(fā)揮當代文學交往的作用，促進中日文明互學互鑒？首先是認清存在的障礙。語言是最大障礙，譯作的數量和質量依舊不足，無法全面反映對方國家文學的全貌，必須加強文學互譯，首先要改變目前譯介的不平衡。其次是政治信任，包括歷史認識。日本政府、日本社會須以健全的批判性去認識本國的過去，中國人也要克服文化心態(tài)上的優(yōu)越感，擺脫偏見。第三是尋找雙邊審美價值、審美理想值的契合點，開展文明對話，倡導包容互鑒，在中日當代文學傳統(tǒng)中，挖掘人類發(fā)展進步所積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找到當今時代的共鳴點。

　　雙方各自當代文學交往的經驗也可以為彼此所用、所鑒。日本對外文學交往偏重精英文化輸出，熱衷推介“美的世界”“雅的文學”，文學作品過于自我和小眾，缺乏平民生活氣息。日本文學在世界文學市場的占有率僅有1.8%，影響十分薄弱，一些重要作品尚未進入海外讀者視野。中國對外文學交往官方主導為主，同屬于精英文化輸出。如何實現(xiàn)多元主體交往，需要立足全球，立足對話，立足現(xiàn)實，立足共情，觀照人類共通的情感與關懷，重視非精英化的通俗交往，擱置文化差異、抓住情感共性。同時關注文學品類中當下海外傳播最成功的輕小說、網絡文學、跨媒介文學等新興文學力量。

　　從人類文明史的長遠發(fā)展歷程來看，文學交往的累積，必定會不斷優(yōu)化本國的文學質量，改變世界文學發(fā)展軌跡，進而提升人類文明高度。古代中日文明實現(xiàn)了和合共生的文明互鑒，當代中日文明應面向未來，積極思考“中日當代文學交往的世界意義”，找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大公約數”，既為兩國文明的新發(fā)展注入源頭活水，又助力構建亞洲文明共同體、人類文明共同體。(完)

　　作者簡介：

　　張恒軍，大連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院長，兼任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研究》聯(lián)合主編，我國首個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特設碩士學科帶頭人。中國高校影視學會影視國際傳播委員會副會長、多語種國際傳播教育聯(lián)盟副理事長、中國新聞史學會全球傳播與公共外交委員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暨南大學、遼寧大學等高校客座教授。長期致力于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全球傳播、中西文化與文明等領域的研究。發(fā)表學術論文100余篇，多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等轉載。著有《“一帶一路”與中國價值觀國際傳播：前沿與展望》等專著、圖書29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