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孫勇：為何說西藏百萬農奴解放是世界人權保障進程中的光輝一頁？

　　中新社拉薩3月28日電 題：為何說西藏百萬農奴解放是世界人權保障進程中的光輝一頁？

　　作者 孫勇 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四川師范大學教授

　　63年前的3月28日，西藏民主改革拉開帷幕，百萬農奴得以解放。撫今追昔，1959年的這一偉大歷史事件，足以與世界任何國家和地區消滅奴隸制的進程媲美，而就其完全徹底和極其人道來看，更是人類文明進程中類似事件所少有的。

　　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的徹底和人道為世界同類事件所少有

　　本人曾在藏生活工作40多年，和身邊的各族同事朝夕相處，密切交往，也接待過不少國內外同行專家；回到內地后，每年都要到西藏做課題調研，對西藏民主改革后的人權巨變有著切身體會。

　　學界業內的共識是，延續千年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把封建農奴制推向極致，各種踐踏人權的殘酷法規種類繁多，是對世界文明進步趨勢的逆動。封建農奴制社會殘存到現代，是人類文明進步和人權統一性歷程中的“癌瘤”。

　　舊西藏社會數百年的成文法典中，把人等級森嚴地劃分為三等九級，除屬于農奴主階級的官家、貴族、寺廟上層僧侶“三大領主”外，其他全是農奴和奴隸。三大領主運用成文法或習慣法，設立監獄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監獄，大寺廟也設法庭、監獄，領主還可在自己的莊園私設監獄，刑罰極為野蠻殘酷。在漫長的封建農奴制社會里，西藏廣大農奴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動輒遭到迫害。彼時的西藏是世界侵犯人權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

　　中國史學界一般認為，彼時西藏堪稱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初期的農奴社會，與中世紀的西歐農奴制、19世紀沙皇俄國的農奴制有著許多共同之處。

　　19世紀到過中國西藏的外國人也注意到了這種情況，例如英國商務代表麥克唐納在《西藏寫真》一書就有詳細描述。但在殖民者的眼中，那僅是下層人的悲慘命運而已，從無一人或組織上升到“人權”層面予以譴責。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國政府于1959年3月在藏實行民主改革，廢除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摧毀了封建農奴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賦予西藏最廣大民眾以真正的人權。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區，藏族人民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和充分的人權，由此實現了西藏社會歷史進程的偉大跨越，摧殘人權的舊社會基礎被終結。

　　就其完全徹底和極其人道來看，這一偉大歷史事件，是人類文明進程中類似事件所少有的。民主改革之中，政府實行分類指導，在解放農奴的同時對領主和代理人給予出路，其中施行的贖買政策，符合社會文明進步的取向。

　　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設立體現中國西藏與世界同進步

　　西藏民主改革使百萬農奴得以解放，結束了人類社會最后一個農奴制形態最完備、受壓迫人口最多的區域黑暗社會的統治，使人類社會再也沒有面積過百萬平方公里、人口數量過百萬的農奴制社會。

　　民主改革后的西藏，不僅全面體現了聯合國《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語言上屬于少數群體的人的權利宣言》，以及其他有關少數民族權利保護國際文書所規定的平等、非歧視和特殊保護的原則，而且在實踐中表明了當代中國的人權思想，展示了人權得到充分保障和發展的特點，也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關于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決定》，本質地反映了人類文明進步的事實，也體現出西藏社會主體，即廣大民眾能動地意識到社會變革的意義，進而體現了西藏民眾自覺繼續推進與世界一同進步的特征。

　　廢奴是人類歷史最偉大自我解放運動之一

　　據史料記載，西方中世紀時期，在歐洲很多地區的農奴，生活在落后野蠻的壓迫剝削中，沒有人身自由，沒有基本人權，生活極端貧困。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封建農奴制阻礙社會進步的負面作用愈加明顯，全球掀起波瀾壯闊的廢奴運動。可以說，廢奴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自我解放運動之一。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并頒布了《世界人權宣言》，要求所有會員國廣為宣傳，其中的第四條規定：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以禁止。聯合國在1956年制定的《廢止奴隸制、奴隸販賣及類似奴隸制的制度與習俗補充公約》第一編即規定，各締約國存在類似奴隸制的制度習俗時，“應采取一切實際而必要之立法及其他措施，逐漸并盡速達成完全之廢止或廢棄”。2001年舉行的聯合國反對種族主義世界會議宣布，奴隸制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反人類罪。

　　2003年12月23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呼吁回顧過去人們反對奴隸制的斗爭，并敦促各國將奴隸制列入課本。此間，法國、英國、美國等先后對曾有過的奴役制和奴役行為出臺政府文告進行譴責和反省，并予以道歉。

　　各國廢奴史兼具共性和差異

　　在世界各國法治建設中，人權的內容是近百年才逐漸明晰的。歐美國家以契約論為基礎的人權法闡釋，其觀念基于殖民文化對人權乃至主權的認識，本身具有雙重標準。

　　中國法學界的專家一般認為：人權是指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的人身自由權利和民主的權利，而其前提是生存權。雖有國內人權與國際人權之分，但人權本質上是一國主權范圍內的問題，人權不能高于主權。

　　但近年來，在一些國家，政界、文化界有人卻無視歷史事實，將過去有殘酷人權紀錄的舊西藏說成是“香格里拉”，顯然是其“雙標”的體現。反觀歐美國家在廢奴運動多年后，依然存在種族歧視、奴役婦女兒童的現象，剝奪人的生存權事件層出不窮，至今未見明顯改善。

　　事實說明，世界歷史蘊涵著各國或地區廢奴歷史多樣性之中的一致性和整體性取向，其中的差異性也是明顯的。中國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人類文明進步歷程中實現人權保障的輝煌一頁。(完)

　　作者簡介：

　　孫勇，研究員，上世紀70年代初進藏工作，先后在工廠、文教機關、經濟社會研究機構以及政策研究部門工作。1991年出版《西藏：非典型二元結構下的發展改革》，2009年執行主編《西藏百年史研究》等。曾任西藏社科院副院長、西南民族學學會副會長、西藏自治區地方志辦公室主任，現為四川師范大學華西邊疆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