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孫向晨：“中庸”與“middle way”，為何需要構建“漢語哲學”？

　　中新社北京3月19日電 題：“中庸”與“middle way”，為何需要構建“漢語哲學”？

　　——專訪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孫向晨

　　作者 文龍杰 徐皇冠 陳靜

　　對于人類共同的普遍關切，不同的語言世界會有不同的本源性思想資源。建基于漢語之上的哲學理應深入思考在此語言世界中所形成的普遍關切以及對于這些關切的回應。“漢語哲學”的提出與表達直接涉及漢語世界的精神結構、漢語概念的構成以及漢語本身的特質與規律。何為“漢語哲學”，其與“中國哲學”有何不同？復旦大學教授、哲學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孫向晨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何為“漢語哲學”，是關于“漢語言”的哲學嗎？“漢語哲學”概念和范式的基礎是什么？

　　孫向晨：“漢語言”的哲學是在哲學意義上對于漢語言特質的反思，“漢語哲學”不僅是關于“漢語言”的哲學思考。維特根斯坦曾說：“我的語言的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可以說，語言絕不僅是語言學意義上的，它承載著“生活世界”，界定著思想發展的路徑。建基于漢語之上的哲學理應深入思考在此語言世界中所形成的普遍關切。換言之，漢語哲學就是在生活世界界限的意義上，基于“漢語世界”的本源性思想資源以及特有的概念規范，以開放的姿態來思考人類普遍性問題的一種哲學活動。

　　關于“漢語哲學”的概念和范式，大概有三個層次。其一，我們需反思漢語言本身。西方哲學與其語言、邏輯及形而上學，有著某種同構關系。在這個意義上，關于漢語言自身的特點，還缺乏哲學上深入而系統的反思。

　　其二，漢語哲學中的一些特有的概念范疇需要關注、反思和研究。例如，關于身體、關于自我，漢語中講“身”和“己”，在西方語境中有“body”“ego”等，但從漢語中“身體力行”“推己及人”等表達可看出，“身”“己”的內涵與西方語境中的概念不太一樣。漢語中“生生”“中庸”“體用”“知行”“孝悌”“氣韻”“意境”等表達皆是如此。

　　其三，我們所理解的世界，和我們用漢語來表達的世界是合一的。在這個更開放的意義上，我們需對漢語所塑造的“生活世界”深入反思。

　　中新社記者：“漢語哲學”與“中國哲學”有何不同？“漢語哲學”要取代“中國哲學”嗎？

　　孫向晨：首先，從現實角度講，現在的中國哲學較多關注對傳統思想的理解與闡釋，如研究儒家、道家、墨家或宋明理學，主要面向過去。

　　第二，“中國哲學”的建立是基于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其研究范式主要由胡適、馮友蘭等以西方哲學為標準建構，按馮友蘭先生的說法，“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在此語境中，中國一直是“特殊”的。但我以為，中國的傳統思想也有普遍性的面向，哲學恰是要揭示這種普遍性。這是我對“中國哲學”在其建構起點上的一點疑惑。

　　另一方面，哲學本質上是追求對世界的普遍理解，是去語境化的。這個意義上，“中國哲學”的概念本身就有點含糊，它不應只是關于中國人的哲學。正如German philosophy不只是關于德國的哲學，French philosophy也不只是關于法國的哲學，而是源自德語世界或法語世界的哲學。

　　“漢語哲學”的提出就避免了這種矛盾，因為漢語是思想的承載者，并非一個限定詞。我們知道，人類的上層建筑都是落實在具體的文明上，人類對于任何普遍性問題的思考也都會落實在一種具體的語言中。這個意義上，“漢語哲學”不是用一個民族來限定哲學，而是源于漢語的語言和文化思考人類的普遍性問題。就直面人類現實世界而言，較之“漢語哲學”，“中國哲學”國別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太強。

　　我不認為“漢語哲學”和“中國哲學”是取代關系。“中國哲學”研究者眾多，他們對中國傳統思想寶藏的研究與發掘非常必要，貢獻巨大。但我也認為“漢語世界”同樣需對當下的生活做出哲學反思，需要一種世界性、開放性和未來性的哲學。

　　中新社記者：您提出，“漢語哲學”在方法論上更倡導一種“迂回”的策略。何為“迂回”策略？其為“跨文明”交流提供了何種新路徑？

　　孫向晨：“迂回”這個表達其實是“借”過來的。法國學者、漢學家弗朗索瓦·于連在研究古希臘時指出，如果要研究好希臘，需要“迂回”中國；只有“迂回”中國才能明白希臘乃至西方文明所特別的東西。這套方法對我們更為適用，但運用起來卻更難。

　　“中國哲學”的學科在起點上，就把西方看成一種“普遍”的，以西方為標準來理解自己，把源自“漢語世界”的很多哲學智慧遮蔽了。“迂回”就在于把西方理解為“他者”而非“普遍”，重新確立中國的主體性。

　　當我們深切理解并研究西方哲學的機理與歷程，然后回過頭來“觀照”自己，就會發現大量完全和“他者”(西方)不一樣的東西。這一對自己“再發現”的過程非常重要。

　　當然，這不是要拒斥西方，而是需以“迂回”的眼光重新確立自己的主體性，在此基礎上平視“他者”，與“他者”對話、互鑒。

　　中新社記者：舉例來說，漢語的“中庸”與西方哲學的“實踐智慧”有何相像之處，又有何根本的不同呢？

　　孫向晨：兩者的確有相像之處，亞里士多德實踐智慧中的“middle way”(中道)，強調過猶不及，如勇敢就是在怯懦與魯莽間保持“中道”。

　　“中庸”同樣講過猶不及，有些書本也直接用“中庸”翻譯“middle way”，但二者亦有根本的不同，即，西方的“中道”或實踐哲學有其形而上學預設。

　　西方哲學世界是兩元的，一個是本質世界，另一個是感知世界，我們常講“透過現象看本質”，就是一個十分西方哲學化的說法。亞里士多德區分了“理論智慧”與“實踐智慧”，“理論智慧”要研究永恒不變的本質世界，而“實踐智慧”是處理具體的可變事情。在“中庸”背后，則是一種源于漢語傳統的世界觀，我們講“天、地、人”三者是一個世界。“中庸”的平衡，是在天、地、人之間的平衡，所以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說法。

　　在西方哲學中“理論智慧”占據更高地位，追求真理與原則，研究永恒不變的范疇。與此不同，中國傳統講“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即“道不遠人”。西方的傳統，意見與真理對峙，“道”在天邊，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中國的傳統，“道”就在身邊，所以我們總是從身邊的經驗和道理開始，然后推而廣之、推己及人。因此在工作中常有“試驗田”試點的做法，而西方則重視原理與規則，試圖找到“普遍”原理后一下把它實現。不同的做法背后有著兩套差別很大的思維方式，值得我們思考。

　　西方文明有自身機理，對人類智慧貢獻巨大，需要不斷學習。但同時我們不必以他們的方式否定自己的價值。我們有著自身的“所以然”，也同樣需以哲學的方式貢獻于人類。

　　中新社記者：能否舉幾個“漢語哲學”的例子？“漢語哲學”有何世界境遇？

　　孫向晨：張世英先生晚年發揚了一種“萬物相通”的哲學，提出“橫向超越”和“境界說”理論，在中西相互觀照中發展出一套更有普遍性的哲學體系。張祥龍老師提出了關于“天道”的哲學，還從哲學上重新梳理、闡發了“孝”等傳統觀念的理論價值。趙汀陽老師以哲學的方式重新認識、闡發了“天下”的觀念。

　　上述理論創發皆源自“漢語世界”，這些哲學家在闡發時并不強調這些概念是中國人的，而是將其作為人類生存于世的一些普遍的生存論上的特征。

　　關于“漢語哲學”的世界境遇可這樣來理解，只要我們對于源自“漢語世界”的概念與范疇，從理性層面來加以闡發，它就能獲得世界的理解；這不是語言翻譯的問題，而是一個哲學闡釋的問題。如趙汀陽提出了“天下”概念，他的相關著述被翻成英文、法文、德文等。這是“漢語哲學”世界境遇的縮影之一。(完)

　　受訪者簡介：

　　孫向晨，復旦大學教授、哲學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入選國家“萬人計劃”社科領軍人才(2020年)、上海市領軍人才(2019年)。曾在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巴黎高師、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等大學做訪問學者、訪問教授。牽頭或參與的教學項目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2018年)、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2014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等雜志發表論文多篇，多項著作、論文獲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雙重本體：形塑現代中國價值形態的基礎》《現代個體權利與儒家傳統中的“個體”》兩篇文章分別入選2015、2017年“上海社聯十大年度推介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