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之二： 王中江：中華文明中，為什么是“民心”成為政治正當性的基礎？

　　中新社北京1月5日電 題：中華文明中，為什么是“民心”成為政治正當性的基礎？

　　——專訪中華孔子學會會長王中江

　　中新社記者 謝萍 馬秀秀

　　中華文明是唯一延續至今沒有中斷過的古文明，這與其根性特征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尚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今天的中國則強調，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高度重視民心民意，是中華文明中一直強調的政治文化特征。從古論到今，從中論到西，何謂“民心”？如何能贏得民心？東西方的觀念差異如何？這種差異又在政治起源和政府功能上有何投射？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華孔子學會會長王中江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予以詳細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歷經數千年，折射出中華文明的根性內核。中國素有“以民為本”“合乎民心”傳統，如何理解此概念？這在政治哲學史中有何注腳可尋？

　　王中江：很高興就中國文明根源性的有關論域來談些看法。“民意”“民心”具有很強的可比性，我在相近意義上交替使用它們。

　　“民意”“民心”“民本”，都屬于政治哲學概念，但立腳點和側重點不同。政治是運用權力去實現政治愿望和政治目標，獲得和擁有政治權力本身不是目的，實現政治愿望和目標是目的。照此區分，治理合乎“民意”“民心”是政治期望和目標；“民本”是指庶民在政治治理中的重要性，并非政治目的的表達。

　　“民本”和“民心”的概念起源都非常早。《尚書·五子之歌》中就有了民本意識，稱“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古典中用“民本”表達出公眾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之后就成為中國的民本論傳統。

　　作為政治目的表達的“民心”概念，可考的表述最早在《詩經》中出現。《詩·節南山》說：“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君子執政如臨淵履冰，小心謹慎，方能使民眾心安；君子治國如一碗水持平，公平公正，人們的憎惡和不滿就會消除。從東周開始，合乎民心的理念成為政治正當性的基礎，成為政治正義的根據和衡量標準。《國語·周語下》表達：“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百家子學都發展了“民心”的政治理念。老子說：“圣人恒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帛書乙本和漢簡本《老子》第49章)，孟子說：“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經過不斷演變，由“民心論”表達的政治期望，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象征性符號。

　　中新社記者：中國政治哲學如何解釋政治權力的起源與人民意愿的關系？如何贏得“民心”？

　　王中江：東西方對宇宙和萬物的起源有不同的解釋。越往前追溯，神話和宗教上的解釋就越突出；越往后看，哲學和科學上的解釋就越明顯。

　　早期中國文明對政治起源的解釋也不是單一的。宗教上的解釋說，君主是上天設立的，目的是保證和保障民眾的利益和福祉。《孟子·梁惠王下》引用《尚書·泰誓》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師曠的話說“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上天首先創造了人類，同時又創立了君主制。這種解釋可稱為君主“天立論”。哲學上則將政治看成自然演化的結果，《周易·序卦傳》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

　　天立論認為天立君主不是為了滿足君主需要，而是為了滿足百姓需要。郭店楚簡有一篇《魯穆公問子思》：“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慎子·威德》中也表達：“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這與子學家們的“公共天下觀”一致。《呂氏春秋·貴公》稱：“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當然，實際上君長制非上天所立，也非純粹自然演化，與人類的創造有關。《荀子·性惡》篇說：“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呂氏春秋·恃君》也有類似思想。

　　中國的政治思維中，天子代表天意來治理天下。這里有兩種并不矛盾的立論。一是天意就是上天之意，它是自明的最高正義；天子言行的正義性在于合乎天意，合乎天意自然就合乎民意。二是上天并沒有自身意志，天意原本來自民意。《尚書》中有句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句話出自《泰誓》，被《孟子·萬章上》所引。上天沒有獨立于人民之外的視聽，它所看到和聽到的就是人民所看到的和聽到的。《尚書》中還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如何才能贏得民心？孟子的回答是：“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合乎民心，首先是發展經濟，促進商業流通，滿足民眾的物質生活。在古代社會中，就是充分保證農民的農業生產，做到低賦稅。孔子主張要讓百姓過上富足生活，孟子主張出于愛心的政治(“仁政”)，主張通過土地制度保證人民過上有保障的生活(“制民之產”)；老子提出好生活的四個標準：吃得香，穿得美，住得適，交得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在物質生活基礎上，治理者還要努力滿足公眾的精神生活需求。儒家就注重人的教化，注重人的精神發展和人格發展。

　　合乎民心整體上就是滿足人民大眾這兩方面的愿望。《禮記·大學》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如果治理不合民心，上天就會剝奪他的統治權，因為“天命靡常”。治理不合民心，公眾就會訴諸反抗權。

　　中新社記者：西方文明如何解釋政治起源？東西方的解釋有何異同？

　　王中江：西方文明對政治起源也有不同解釋。亞里士多德認為，政治是自然演進的結果。“城邦的長成出于人類‘生活’的發展，而其實際的存在卻是為了‘優良的生活’。早期各級社會團體都是自然生長起來的，一切城邦既然都是這一生長過程的完成，也該是自然的產物”(《政治學》)。政治產生的動力源于人類需求。在這一過程中，有智力的人成了治理者，另外一些人則成了被治理者。維柯認為政治及其治理者是從家人們的氏族及其父主權威中建立起來的。

　　西方文明解釋社會起源的一個重要理論叫契約論，有不同版本，霍布斯版本、洛克版本等，當代還有羅爾斯版本。契約論一般都假定了人類的自然狀態，國家的建立正是為了擺脫這種狀態而訂立的契約。每個人為了獲得一些權利，都要讓渡自己的部分權利，以成立國家并由人代表來進行治理。休謨認為人的進一步發展一定要建立政治和社會，最初靠公開或默許的協議，德能超強的人就成了治理者。這是一個“弱契約論”版本。

　　西方政治契約論同中國的政治圣作論有共同之處，如建立國家都是為了滿足社會公眾的意愿和自身的權益。契約論中，人們樂意讓渡自己的部分權利并由國家來壟斷暴力等權力，是出于自身的安全、和平、利益等需要；而在中國，圣人創設君主同樣是以此為手段來滿足大眾的基本愿望和需求。

　　圣作論同契約論的一個很大不同是，圣作論強調圣賢人格政治和表率政治，強調人治；契約論強調制度治理，強調法治。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民心在當下推動完善政府治理體系方面發揮了哪些作用？

　　王中江：現在的政治哲學家們原則上認為，國家和政府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它們都是為了公眾的愿望和利益而建立，也為了更好地滿足公眾的愿望和利益而發展和變化。

　　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理念，古典中國的“民心”對于建立當代良好的政治生活仍然有效。民之所望，就是政之所向。政府要根據民意而不斷完善，治理要傾聽民意而不斷改進，制度要不斷適合民意而不斷健全。遵循民意、民心是政府一切治理的出發點，合乎民意、民心是一切治理的準繩。(完)

　　受訪者簡介：

　　王中江，河南大學黃河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華孔子學會會長、老子學研究會會長。新近出版有《簡帛文明與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會角色》《道家學說的觀念史研究》《根源、制度和秩序：從老子到黃老》《自然和人：近代中國兩個觀念的譜系探微》等；主編有“中國哲學前沿叢書”、“出土文獻與早期中國思想新知論叢”、《新哲學》《中國儒學》（合作）《老子學集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