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田飛龍：俄烏戰事如何折射全球安全治理困境？

　　中新社北京3月6日電 題：俄烏戰事如何折射全球安全治理困境？

　　作者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俄烏沖突持續成為全球焦點。

　　從俄羅斯觀點來看，此次沖突的本質是北約東擴帶來的國家安全危機，因此要通過展示軍事實力的方式獲得與北約的談判地位并尋求有利的安全保障機制。從北約觀點來看，烏克蘭尋求加入北約屬于主權國家事務，俄羅斯不應干預，而俄進入烏領土作戰屬于以武力改變主權國家地位，在國際法上無法接受。兩種立場截然對立，國際法斗爭空前激烈。

　　烏克蘭問題并非單純主權決策問題

　　主權與安全不是簡單等同的法權概念。主權是民族國家時代的產物，也是歐洲“三十年戰爭”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的國際法核心原則。主權可以作為國家防御的盾牌反制外來侵略或壓迫，并要求國際社會的平等對待。但國際法的真相從來都不是簡單的主權平等的歷史和敘事，而是大國協調、勢力范圍、同盟體系與大空間霸權矛盾運動下動態平衡的復雜體系與生動場景。從歐洲拿破侖戰爭之后的維也納“神圣同盟”，到一戰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以及二戰后的“雅爾塔體系”，這一關于全球安全治理的歷史演變盡管顯示出限制戰爭、民族自決、人權保護與全球和平諸原則層面一定程度的制度化發展，但同樣內含主要大國勢力范圍與權力的動態平衡性。

　　在大國競爭與平衡中，敏感地緣地帶的國家之結盟行為(如烏克蘭要加入北約)就不是單純的主權決策問題，也不是法律程序上的北約發展新成員問題，而是主要大國之間的勢力平衡與安全相互保障問題。烏克蘭的主權自由，客觀上受到俄羅斯與北約之間脆弱安全保障關系的限制和約束，這就要求烏克蘭的決策者深刻理解自身的處境與敏感性，在考量國家重大地緣政治選擇時充分評估地緣安全斗爭上的風險性。烏克蘭當局有關加入北約的決策以及在國內推行壓制“親俄派”的政治、軍事、語言文化等法律政策措施，顯示了其政治選擇的不審慎與困難程度。

　　西方只需要“支離破碎”的俄羅斯

　　當然，相關決策的冒進，與烏克蘭“親西方派”占據民主多數的影響力和利益聯系有關，與西方勢力對烏克蘭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精英的長期強勢滲透和捆綁有關，也與烏克蘭本身的反俄思潮及民粹化、“民主多數暴政”等因素有關。民主的烏克蘭在文化與政治上并不成熟，其民主化過程沒有催生出國際政治夾縫中的生存智慧以及對地緣政治風險性的判斷和管理能力。

　　戰前，俄羅斯曾以類似“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北約給出關于俄羅斯安全關切的法律保障文件，理由是：一方面，1990年代北約曾有明確承諾不東擴，保障俄羅斯安全，但一直沒有形成書面法律文件；另一方面，烏克蘭對于俄羅斯的民族情感、地緣安全、歐亞經濟聯盟計劃以及與北約之間的戰略平衡具有特殊且極度敏感的地位，北約接納烏克蘭并在俄羅斯邊境部署大規模威脅性武器系統，是俄羅斯無法接受的。

　　但美國及北約在回復文件中并未實質性處理俄羅斯的安全關切。北約試圖以模糊、拖延、欺騙及“切香腸”的方式一步步逼迫俄羅斯接受地緣政治的“新現實”，極度擠壓和抽空俄羅斯的戰略安全空間及其資源要素。這顯示出蘇聯解體后，北約東擴所代表的“自由帝國”(其核心是美國)之擴張毫無節制和信用，而俄羅斯“親西方”甚至希望融入西方的“去冷戰化”努力也最終宣告失敗，“休克療法”的全部藥效已消失殆盡。西方不需要一個強大的俄羅斯，而只需要“支離破碎”的俄羅斯，這必然不斷刺激和強化俄羅斯的民族主義。

　　這次烏克蘭戰事，其政治邏輯本質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對擴張性的北約“大西洋自由主義”的抵抗。這種抵抗既有著泛歐洲政治范疇內的“列強勢力均衡”的歷史傳統與遺痕，也有著后冷戰背景下尋求復興的文明大國對美式帝國霸權的批判和斗爭。僅僅以烏克蘭的主權敘事加以單調的事件性分析，顯然無法揭示這場戰事背后的厚重歷史底蘊和立場紛爭的復雜性。

　　美國在這場烏克蘭危機中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北溪2號項目凍結，歐洲優質資本回流，歐盟及其他西方盟友被以“俄羅斯威脅”的名義加以更緊密的同盟體系整合，在聯合國的法理斗爭中將俄羅斯置于被動地位，同時啟動了針對俄羅斯的最嚴厲的制裁計劃，包括將俄羅斯踢出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系統。

　　通過制造并爆破烏克蘭危機，美國經濟體系迎來“回血效應”，美國的民主世界領導權和霸權得到鞏固。但烏克蘭危機并未因此而解決，美國也并未提供建設性、制度化的解決方案。也許，危機利益的持續獲取才是美國真正的“帝國理由”所在。美國毫無懸念地在聯合國框架內尋求“制裁”決議，但北約的超限度軍事援助以及“外籍援助軍團”早已實質性啟動，戰事的風險性及規模在擴大。

　　大國是戰爭之源，也是和平之基

　　聯合國框架下的安全治理制度在此次烏克蘭問題上再次暴露局限性：其一，安理會程序中，俄羅斯是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對實質性制裁決議有“一票否決權”，俄羅斯果斷行使了這一否決權，安理會無法行動，北約聯軍無法冠名“聯合國軍”；其二，美國調整策略，推動安理會通過程序性決議召開緊急聯大會議，尋求聯大決議并獲得成功，該決議盡管不具有強制執行力，卻可以賦予美國主導的北約采取集體安全措施以某種道義合法性。

　　1945年確立的聯合國體制及其安全治理秩序，有著一個原則性的約定，即全球安全事務的治理權需以大國(即五大常任理事國)一致為基礎。國際法的本質是調控戰爭與和平事務，限制戰爭、促進和平，因此聯合國最重大的使命和權力也體現在安全治理權。

　　從歷史經驗上看，大國是戰爭之源，也是和平之基。這是安理會“大國否決權”背后的歷史理由。而一旦大國之間分裂，安理會的治理能力就“見頂”了。有人提議取消俄羅斯的常任理事國地位和否決權，這是不懂國際法歷史和聯合國制度原則的輕率意見。無論俄羅斯在哪里，被怎么對待，它都是客觀的大國，排除俄羅斯的聯合國體系只會快速萎縮為擴大版的“新北約體系”，更加無法進行有效的全球安全治理。

　　在烏克蘭問題上，歐洲與美國的利益并不一致，尤其在能源和難民問題上，如果歐盟缺乏自身利益和政治的自覺，戰爭的沉重負擔和后遺癥對歐洲發展將造成嚴重損害并進一步加重歐洲對美國在安全與能源范疇的依賴性，從而在美國同盟體系內部鞏固美國霸權，推進對歐洲的帝國式宰制。當然，或許這正是美國所愿，卻未必是歐盟領導人的本愿。

　　危機并非毫無出路

　　總之，烏克蘭戰事凸顯了全球安全治理困境，超出了聯合國安全制度框架的極限，但并不意味著危機毫無出路。烏克蘭危機的癥結在于北約東擴帶來的地緣安全危機，安全與主權并置為解決危機必須回應的核心議題。僅僅依據主權邏輯尋求制裁決議、制裁行動、軍事援助行動及其擴大化，可能是南轅北轍之舉，結果是一方(美方)獲益、多方受害。理性的出路是聚焦安全關切，提出針對性的制度化解決方案，之后協商并解決主權問題，恢復和平，確立不可分割、可持續的安全保障體系。

　　烏克蘭危機還進一步暴露了北約的擴張性和沖突源頭性質，國際法框架如何制衡北約霸權，如何形成一種遏止美國借助北約進行全球性擴張(尤其印太)的“和平國際法”，也是21世紀尋求穩定和平秩序的關鍵所在。

　　全球安全治理是人類永久和平的核心制度基礎，但烏克蘭危機再次暴露了現有聯合國體制的制度短板。21世紀的“和平國際法”還有待規范性檢討和發展，需要對主權、多層次安全及大國協調的治理傳統加以尊重、引導和制度化。烏克蘭戰事到底是傳統歐式列強沖突的當代化和持久化，還是“和平國際法”規范性發展的重大契機，以及中國如何在其中發揮建設性、中介性和制度發展性的作用，仍需審慎觀察、判斷和應對。(完)

　　作者簡介：

　　田飛龍，江蘇漣水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碩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曾赴瑞士弗里堡大學聯邦制研究所短期訪學(2009.8-2009.9)及擔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主要研究方向為憲法與政治理論、比較法與全球治理、港澳基本法。兼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海峽兩岸關系法學研究會理事等。譯有《聯邦制導論》《美國革命的憲法觀》等12部譯著。著有《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香港政改觀察》《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香港新秩序》等8部專著。國內“政治憲法學”流派青年學術代表、政府咨詢專家和公共專欄作家，與海外智庫、權威媒體等建立了良好的學術互動關系，在海內外具有較高的學術與社會影響力。入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文科青年拔尖人才計劃(A類，2019)和北京市國家治理青年人才計劃(第四批，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