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0月14日電 題：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如何相連？

　　——專訪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伯重

　　中新社記者 許婧

　　“世界中國學”對全球視野中的跨文化交流、文明互鑒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產生深遠影響。第二屆世界中國學大會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舉行，與會中外學者圍繞“世界視野下的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主題展開深入研討。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李伯重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他眼中的世界中國學。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漢學”“國學”“中國學”三者概念有何不同？

　　李伯重：我認為世界中國學的核心，就是讓世界人民了解中國，讓中國人民把中國作為世界的一部分來了解。這些都需要由學術界提供比較好的知識作為支撐。過去20年，中國學研究新的動向已經出現了。

　　因為我在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國國家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等學校教過書，所以對歐美的中國研究有一些了解。我認為“國學”“漢學”可能都是一些比較陳舊的說法，準確來講應該是“中國學”。

　　“漢學”這個說法實際上只是在歐洲比較常見(英國除外)，在美國很少見到。“漢學”研究范圍比較狹窄，主要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化思想和制度，集中于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漢學研究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只靠漢學不能全面了解歷史中國，特別是難以了解中國重要的經濟活動、政治活動和社會生活。

　　“國學”是一門中國本土的學問，主要是研究中國古代的經典。這當然是很必要的，但是要把它視為全面了解歷史中國的學問，我認為欠妥。

　　全面和深入研究中國的學問，最恰當的名稱應該就是“中國學”。現在在歐美，使用最廣泛的概念也是“中國學”。“中國學”本身也包含了“漢學”和“國學”的研究。歷史中國必須是放在世界范圍來研究，不然就無法真正了解中國，所以“中國學”到了今天，成為“世界中國學”，并且很好地將上述三者融合起來。

　　中國學是一門世界性的學問，如果只是中國學者關起門來閉門造車，不可能提出很多對世界有影響的學術成果，外國學者也一樣，所以必須交流。研究中國的時候，不管是用哪一種方法，只要是用功的、認真的，研究結果對認識中國有幫助，就有裨益。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歷史中國和當代中國之間有何聯系？

　　李伯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又譯作“道格拉斯·諾思”)曾說“歷史是連接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座橋梁”。“我們從哪里來”和“我們將來要到哪里去”是連續的過程，而不是過程的斷裂，不能把歷史中國和當代中國割裂開來。現在學術界越來越多的人都認識到這一點。

　　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史一直處于較為邊緣的位置。20多年前，學術界出現了一個重大事件：美國加州學派提出了“大分流”理論，引起了世界反響。當時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教書，一批在加州各大學任教而且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學者經常會面，探討中國史研究方面的問題。大家有很多共同的想法，都力圖重新看歷史上的中國，特別是明清的中國。我們都認為當時學界流行的“中國停滯論”或者“沖擊—回應”模式有問題，因為中國有其自身發展的動力。“大分流”后來變成一個國際學界熱烈討論的重大課題，至今仍討論不斷。

　　到了今天，我們越來越認識到歷史和現在是割裂不開的。大家都在說的中國特色，就是我們國家長期的歷史發展所形成的特點，歷史給我們奠定了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國情，我們的現代化也必然體現出中國特色。如今，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一點，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中新社記者：漢學家在理解中國文化上面臨哪些困難？

　　李伯重：首先是語言的困難。我最初到海外時，主要和漢學家打交道。一個漢學家，要能夠閱讀中國的古文，需要大量時間。許多漢學家對中國沒有身在其中的直接了解，只能是從書本上了解，這就局限了他們的認識。海外漢學是傳教士奠基的，他們留下的關于普通人的記錄極少，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是無法研究歷史的。

　　現在我接觸到的海外比較年輕的中國學研究學者，他們的中文水平都不錯，特別是口語相當好，只是看古文還比較費力。

　　研究中國歷史強調個人的感受。比如研究唐史，就需要沉浸在唐代的語境中，這樣會比較容易理解很多東西。讓研究中國的學者到中國來實地體驗，是必需的。

　　中新社記者：研究中國學的學者該如何保持應有的學術性？

　　李伯重：不管西方人還是東方人看中國，中國就是中國。但從不同視野、不同角度來看，可以看到中國的不同方面。

　　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跡，到底為什么會成功？是什么導致我們在經濟發展中遇到了很多困難？這都是需要研究的。盡管各國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但真正能夠找到符合中國國情的答案，還要靠大家的合作，特別是要靠我們自己的深入研究。

　　我們的研究要讓人家懂，讓人家接受，必須用大家都懂的方式。這不單指是否使用英語的問題，而是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都得讓人聽得懂、看得懂、能理解。我研究中國經濟史，特別是從明朝到清朝的長三角經濟，西方學者或許不了解這個地區的歷史，但能理解我的研究方法。我提出的是新觀點，他們也覺得觀點很重要。

　　多視角是認識自己的一個重要方面。我認為，把各個視角看到的不同方面融合起來，才是一個全面的中國。如果世界中國學將來發展得好，能夠讓學者之間更加密切合作，這肯定是件大好事。

　　中新社記者：隨著逆全球化思潮進一步蔓延，全球范圍內的國際交流和交往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能否從過去世界發展的歷史經驗中找出應對現狀的智慧？

　　李伯重：歷史上人類交往活動的形式多樣，只有貿易交往基本上是持續不斷且以和平的方式進行，因為商業的特點是經過協商達成共識，進而完成交易。18世紀以來，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自由貿易是正確的政策，借此能夠得到與靠征服或占領獲得同樣的收益，而且貿易往來降低了國家間爆發沖突的概率。

　　歷史的進程證明，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主要方向是會提高整個世界的經濟總量，從而造福于世界各國人民，但是它也會改變世界經濟格局，讓原來的優勝者逐漸被拉下來。在此背景下，得利有多有少，就會出現矛盾。歷史上沒有先例解決這個問題，但全球化的趨勢不會改變。

　　這股“逆流”也提醒我們，中國必須持續推進產業升級，提振內部消費，更要加強對人民的福利。先把自己的“內功”做好，等到“逆流”逐漸過去的時候，才有更大的爆發力。(完)

　　受訪者簡介：

　　李伯重，1949年生，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他先后任職于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歷史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并曾在海外多所著名學府及研究中心任職，包括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與中國研究中心、法國國家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日本東京大學、美國國會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哈佛大學等校。

　　 在國際經濟史學會第14屆大會上，李伯重當選為該學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成為該國際學術機構成立以來唯一當選為執委會委員的華人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