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0月13日電 題：“中國學”何以是“世界的”？

　　——專訪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大華講席教授楊慧林

　　中新社記者 樊中華

　　第二屆世界中國學大會即將在上海開幕，來自全球的500余位學者共為“中國之學”帶來“世界視角”。從昔日的古典文獻譯介到今日的全球對話，世界認識中國的方式何以發生演變？今天構建“中國敘述”又為何需要各國學者共同參與？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大華講席教授楊慧林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西方對中國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對中國古典文獻的譯介，文學作品在促使西方了解中國方面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楊慧林：文學作品積淀了一個民族最深層的文化記憶，是理解一種文化生態的直接入口，西方對中國的認知也是如此。中國古典文獻的西譯當然離不開文學作品，這些文學作品將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和社會風貌呈現于生動的故事，而獨特的敘述方式本身也成為中國傳統的一部分，因此其受眾往往遍及不同階層，可能是其他文獻難以替代的。

　　例如美國開國元勛杰斐遜在起草《獨立宣言》之前，曾為其內弟推薦過一份書單，其中與中國相關的兩本書都是文學作品：一是大家熟知的《趙氏孤兒》；另一是如今雖不那么廣為人知、卻很早就被翻譯到西方的《好逑傳》。《趙氏孤兒》在西方流傳甚廣，還影響到伏爾泰等重要思想家，成為西方認知中國倫理觀念和家國情懷的重要媒介；其法文譯本最早被收錄于杜赫德編撰的《中華帝國全志》，杰斐遜看到的英譯本就是據此翻譯的。而他看到的《好逑傳》是由英國詩人珀西編訂，部分采用已有的英譯本，部分是珀西本人譯自葡萄牙文。與之相應，19世紀中葉以后，不斷有西方學者借助西方的文學史觀念，來梳理中國文學的歷史。英國漢學家翟里斯在其1901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序言中甚至聲稱：“在包括漢語在內的任何語言中，這是撰寫中國文學史的首次嘗試?！边@一說法當然并不準確，但或許也可說明，文學作品對于西方認知中國是多么重要。

　　中新社記者：世界中國學的研究，對不同文化的交流與文明互鑒會產生哪些影響？

　　楊慧林：“世界中國學”的概念，首先意味著“歷史的中國之學”和“當代的中國之學”必當涵納于“世界之中國”的背景之下。如果說今日之中國已不是“中國之中國”，那么無論“歷史的中國之學”還是“當代的中國之學”，從根本上說都是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鑒。從另一方面看，“溯歷史的源頭才能理解現實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識當今的中國”，這是歷史與當下相互貫通的關鍵所在。比如，中國何以為當今的中國？除去歷史的邏輯，還有文化的邏輯；不僅是歷史的選擇，也是文化傳承的結果?？傊?，中國與世界的貫通、歷史與當下的貫通，應該是對“世界中國學”的基本期待。

　　具體而論，世界中國學特別強調中西之間的思想對話。西方漢學家從異質文明研究中國文化，可能會存在某些偏差，但他們提出問題的方式、關注問題的角度、切入問題的方法與中國學者有所不同，這種差異恰恰是對話的機緣，也提供了巨大的思想空間，啟發我們發現被忽略的問題。例如普林斯頓大學學者柯馬丁為《劍橋中國文學史》撰寫的“早期中國文學”，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觀點：“中國象形文字”的核心是表音而非表意，《詩經》中諸多篇章的關鍵意義，在于“儀式性的表演”等等。這未必符合慣常的理解，卻可能催生新的問題，使那些似乎沒有多少意義的程式化歌詩顯示出意義，從而激活新的研究維度。

　　反觀之，西方學者的相關研究也特別需要中國學者予以回應，才可形成完整的鏈條，也才使其中的問題真正得以打開。比如最早研究中國古代“投龍”祭祀活動的并非中國學者，而是法國漢學家沙畹，這很了不起，但是他能看到的材料畢竟有限，許多文物當時根本還沒有出土，因此直到不久前李零、渠敬東等中國學者得到各大博物館的支持，在相關文獻的回溯和延展中展示出“從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的文化敘述，這才算說透了沙畹發現的“大問題、真問題、被人忽略的問題”(李零《讀沙畹〈投龍〉》)。

　　此外，許多涉及中國文化和典籍的研究，可能需要還原到中國的語境才能通透解讀。例如曾經“入宋求法”的日本高僧道元著有《正法眼藏》，將本來是“由漢語流傳發展”的“禪思想”改換成日文表述，使這部著作始終被認為晦澀難懂，后來旅日中國學者何燕生將其翻譯為漢語，還原了書中的中國佛教術語與思維邏輯，乃至東京大學末木文美士在序言中稱“此書直至回歸漢語母體，其內涵才真正被理解”。

　　中新社記者：您曾指出，截然不同的語言方式可能恰恰蘊含著全新的邏輯和思想空間，因此中西方應該經由對方來重新認識自己。對此我們應如何理解？

　　楊慧林：在不同語言對同一思想的表述差異中，既能發現被窄化的內涵，也能找到跨文明思想的共通與獨特邏輯。一個典型的例子，英國漢學家理雅各在翻譯《論語》的時候，將“恕”翻譯成reciprocity(今天常被譯為“互利互惠”)且全部字母用大寫(RECIPROCITY)，這與朱熹“推己及人”的注解高度契合。從字形上看，“如心”的解讀似乎也早已被廣泛接受；但有意思的是，《說文解字》中的“恕”其實是形聲字，“從心，如聲”而已，并沒有理雅各“譯”出來的意思。所以今天的“恕”字也許多少被西化了，而西語的reciprocity經由理雅各的翻譯，也無法從單一的角度予以理解。這不僅是翻譯的問題，我們完全可能從這一類概念中提取中西對話的“思想語法”，其中的“解釋力”是雙向的，也只能在兩種語言方式的相互闡釋中充分顯現。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對于當今世界而言，構建“中國敘述”十分重要？

　　楊慧林：敘述方式體現著特定的文化邏輯，我覺得“中國敘述”還不僅僅是敘述內容的問題，更是敘述本身。比如要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必須跳出西方形而上學的“同一律”思維，只有回到“相與而共”“由共釋同”的“中國敘述”，才可以理解為什么既是“和而不同”又要“天下大同”，既有“人類文明多樣性”又有“全人類共同價值”。這應該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的底層邏輯。

　　其次，當今世界，任何單一的概念系統都不足以作為問題的真正出發點，因此任何文本都只能是“互文本”，任何言說都只能是“對話”。而“對話性”恰恰是“中國敘述”的本質特征。這有望在世界中國學的對話中得到印證。(完)

　　受訪者簡介：

　　楊慧林，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大華講席教授。先后擔任過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主席等，主要從事比較文學和宗教學研究。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意義》(2018修訂版)、《中-間的相關性》(2025)等，以及英文論文集Christianity,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2014)、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