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0日電 題：為何中國學研究離不開跨文化對話？

　　——專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張仲思

　　中新社記者 張煥迪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以文明交流互鑒為主旨的中國學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第二屆世界中國學大會將于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舉行，受邀參會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張仲思(Tristan G. Brown)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從一名海外學者的視角解讀中華文明延續數千載的韌性密碼，分析世界中國學研究現狀以及跨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意義。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學是歷史中國之學，也是當代中國之學。作為這一學科的研究對象，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您認為中華文明歷經數千載延續至今的原因是什么？

　　張仲思：中華文明能夠延續數千年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字系統。與不斷演變或分化的拼音文字不同，漢字之所以能夠跨越朝代、區域乃至語言而持續存在，正是因為它的復雜與難度。如今看來，這種“艱難”已經成為一種文化資本，為社會提供了跨越時空的共同語境與身份認同。

　　在今天的數字時代，漢字依然象征著凝聚力與韌性。這告訴我們，真正能夠延續的，往往不是最方便的，而是最有深度、最能維系民族和國家等共同體的東西。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歷史上的哪些具體實踐最能體現中華文明延續不斷的韌性？

　　張仲思：中華文明的韌性不僅體現在制度或思想的延續，更體現在其能把失敗轉化為新的起點。朝代崩潰、水患泛濫、外族入侵，種種斷裂總能被吸納為重建的契機：官辦糧倉常平倉的設立，并非僅僅為了應對饑荒，還為了在災后迅速恢復；科舉制度也并非絕對公平，卻為政權的重啟提供了一套可復制的模板。

　　這種韌性可被視為一種“制度的記憶力”。在現代社會，人們常把“韌性”理解為快速恢復并繼續前行。在中國歷史中，韌性更像是一種延續的能力，把從危機中獲得的經驗熔鑄進新的秩序。這正是朝代可以更替，而文明卻得以綿延的原因。

　　中新社記者：在當今世界，面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您認為哪些中國思想能提供西方世界未曾觸及的解決思路？

　　張仲思：在當代社會有關環境的諸多思考和理念中，絕望是最消極的一點：面對氣候變化，人們很容易陷入災難、癱瘓或衰退的敘事之中。而中國哲學則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思路。

　　我的研究聚焦于風水，傳統上的風水并不把環境的變化理解為“絕望的來源”，而是將其理解為“希望、機遇與成功的基礎”。它不會假定人在自然力量面前無能為力，而會提出問題：我們怎樣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又如何把環境的變動轉化為繁榮的條件？

　　“天人合一”等中國思想提醒我們：生態的限制并非絕對的障礙，而是激發創造力的外部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思想可以幫助我們超越西方關于危機與衰退的范式，進入一種新的框架，在其中，適應不是失敗，而是通往興盛的前提。

　　中新社記者：今年，世界中國學大會再次在上海舉行。您如何看待全球中國學的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

　　張仲思：在我看來，中國學研究的中心已經轉向中國本土，中國學界正不斷產生高水平的學術成果。

　　與此同時，歐美地區的中國學研究卻在衰退。學習中文、投身于嚴格訓練以從事漢學研究的年輕學者越來越少。個中原因并不難理解：人文學科的就業市場持續低迷，區域研究也不再享有冷戰時期那樣的支持和資源，這種趨勢將導致一些潛在損失。

　　近代以來，一些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研究著作往往與中外學者間的交流與互動關系密切。以費正清與費孝通二人為例，他們并非合作伙伴，但常被視為兩種學術傳統在二十世紀對話的象征性代表，體現了跨國學術交流的可行性與意義。歷史上，局外人常常寫就他國的經典之作，這種現象提醒我們：距離有時能帶來更清晰的視角，跨文化的闡釋往往能孕育持久的洞見。

　　我認為，中國學面臨的真正挑戰在于如何創造條件，讓本土與外來兩種聲音能夠并存、互補。中國學者正在產出一批又一批扎根史料、方法嚴謹的成果，而大眾化傳播則確保這些成果能在全球范圍內產生影響。這一領域的健全發展，同樣離不開外國學者的研究：他們能夠帶來比較性的視角，并在不同學術傳統之間建立對話，促成互補與互鑒。(完)

　　受訪者簡介：

　　張仲思(Tristan G. Brown)，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歷史系副教授。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國明清時期的社會發展，特別關注法律、科學、宗教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2023年，他的首部著作《山川之典：風水與清代地方行政》(Laws of the Land: Fengshui and the State in Qing Dynasty China)出版，該書揭示了風水這一古老的宇宙觀如何在清代法律與國家治理中發揮關鍵作用，并在環境與經濟變動中展現深遠影響，出版后即獲得美國歷史學會頒發的“費正清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