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廣州11月10日電 題：中國古典學的學科建設如何落地？

　　——專訪中山大學博雅學院院長陳建洪

　　中新社記者 郭軍

　　以“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為主題的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11月6日至8日在北京舉行。

　　研究古典學有何現實意義？中國的古典學學科建設如何落地？中山大學在開展古典學教育方面有何創新實踐？日前，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教授、系主任，中山大學博雅學院院長陳建洪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上述問題作出解讀。他認為，開展古典學的研究和教育，有助于更好把握不同文明體的差異性，促進彼此的交流互鑒，也有助于更好地探索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研究古典學對促進文明互鑒有何意義？

　　陳建洪：從文明認知的角度來說，對西方文明的學習，總要回到古希臘和古希伯來人的智慧上去。通過對經典的閱讀、闡釋和研究，我們可以從源頭上，認識和理解承載文明起源及其現代發展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問題，從而更好把握不同文明體之間的差異性及不同的發展道路。

　　比如，在西方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其宗教信仰的傳統與哲學思辨的傳統影響很深。然而，部分西方思想家認為中國沒有信仰與理性的傳統，這其實是誤解。當然，我們也重視文明從古代到現代轉型期間的那些偉大著作。比如說我們所研究的文藝復興，是在基督教文明的背景下，倡導復興古代希臘和羅馬文明的智慧，盡管我們不能說那時就有了古典學。盡管古典學作為一門現代學科，一直到19世紀才真正出現。

　　中新社記者：進行古典學的研究和教育，對于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有何助益？

　　陳建洪：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古典學的創立初衷都是為了認識文明的源頭。英籍德裔學者麥克斯·繆勒(F. Max Müller，又譯作馬克斯·穆勒)曾提到，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有八大文明都是有圣典的，正是這些圣典奠定了文明體發展和傳承的基礎。從先秦諸子百家到漢代經學、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中國每一個時代都有對經典的解釋和傳承。透過這些經典，我們可以了解一種文明幾千年發展歷程中，每個階段面臨的時代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新思路。中國悠久的歷史中產生了大量的經典文本，對文明的傳承和發展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思想寶庫。

　　研究古典學，比較文明發展不一樣的底色，對于探索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可或缺。比如，我們可以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積淀中汲取其思想精華，助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在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實踐中，我們如何在文明互鑒、平等對話的基礎上，發揮自身軟實力，體現中華文明的影響力，古典的智慧能夠教給我們很多。我們需保持開放的心態，積極吸收外來的思想資源，秉承自身的優秀傳統，去豐富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走向。

　　中新社記者：中國的古典學和西方的古典學，研究側重點和方式方法有何異同？

　　陳建洪：其實在中國的高等教育中，可以說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門真正的古典學學科。但不少高校都在做相關研究。中山大學很早就建立了古典學研究中心。今年6月，全國古典學年會在中山大學召開。中山大學古典學研究中心也升級成為廣東省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體現了中山大學一直以來對古典學研究的重視。

　　其實，狹義的西方古典學，就是研究古希臘羅馬文明及其經典的學問。一方面，如果完全局限在狹義的西方古典學，那其他很多文明的經典就不能涵蓋在古典學的范疇里。另一方面，中國也有自身的狹義古典學。比如，中文系有一個古典文獻學專業。這意味著中國狹義古典學的主要工作其實就是進行古典文獻的研究，涉及到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如果純粹是從文字、音韻和訓詁的角度去研究古代文獻的話，古典學的范疇仍然比較狹窄。除此之外還有考古學，涉及對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比對研究，有時也被歸到古典學的范疇。綜合來看，這涉及古典學概念和內涵如何拓寬的問題。對此，目前學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考慮。在新時代中國語境中，古典學的邊際究竟如何界定，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評價古典學在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古典學時代”來了嗎？關于古典學的建設，您有什么具體建議？

　　陳建洪：其實，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古典學的內容一直存在于多個學科中，許多大學都有學者在做相關研究。且近年來，這支隊伍變得更大，古典學在中國的發展呈現了比以往更加興旺的景象。當然，如果談到有意識地推動古典學這門學科的建設和發展，我感覺我們做得還不夠。

　　如果從文明對話的角度來看，我希望將中國的古典學傳統與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西方古典學結合起來，擴大古典學的內涵，側重點不應局限于只從文獻和考古的角度去認識古典。對文獻和文本的解讀、闡釋和對其中包含的思想的研究也應該成為古典學的一部分，從而更好地發揮古典學承載文明交流與互鑒的作用。

　　進入電子碎片化閱讀時代，如何讓未來一代重新拿起書本，從有價值的經典文本中尋找優秀的思想資源，并鍛煉思考和冷靜應對時代的能力，促進他們對自身文明體和西方文明體底色的認識，進而更能承載這個世界發展的壓力，是國內古典學界的一個共識。

　　古典學的興起是對現代發展的反思，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很多問題都能從古典學中找到應對的智慧。古典學那些流傳千百年，不斷被閱讀和詮釋的文本，能夠讓我們的心靈更加成熟和厚重，啟發我們對未來人生和文明發展道路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這門學問，需要國內各高校共同去推動。研究古典學，不是為了回到古代，也不只是為了去建設一個博物館，而是為了觀照現實，最重要的是我們要通過重新閱讀經典文本，去煥發它新的生命力。

　　中新社記者：在古典學教育方面，中山大學博雅學院有何探索和實踐？

　　陳建洪：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創辦于2009年，其初衷是希望從對塑造文明本身有巨大影響的經典著作中汲取智慧，培養一批對思考人類文明發展大問題感興趣的學者。博雅學院是國內最早推行博雅教育理念的實體化學院之一，十多年來，一直從事古典學教學和跨學科多專業的實踐。學院以書院制人才培養為特色，致力搭建“中西古典學”和“文明比較與現代轉型”跨學科教研團隊與學術交流平臺。

　　學院開設的課程，既包括《荷馬史詩》、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文本、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等西方經典，也包括《史記》《資治通鑒》《詩經》等中國經典名著及詩詞格律等古漢語知識。當然，還要進行古希臘語、拉丁語、古漢語等語言的基礎訓練。

　　如今，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培養出來的學生在全國不同高校和不同行業開始呈現自身活力，人才培養的效果在慢慢凸顯。未來，我們希望堅持初心，探索將經典文本的閱讀和通識教育有效地結合起來，進而繼續拓深古典學的教育和研究。(完)

　　受訪者簡介：

　　陳建洪，北京大學文學學士與哲學碩士，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外國哲學。曾任教于南開大學哲學院，現任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教授、系主任，兼中山大學博雅學院院長、“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八屆(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政治思想史》《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委。著作出版包括《遠離蘇格拉底》《既無君子，何以天下》(韓譯)《論施特勞斯》、Betwee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耶路撒冷抑或雅典：施特勞斯四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