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4日電 題：孤立看待文明，過時了！

　　——專訪希臘雅典大學哲學系教授喬治斯·斯泰里斯

　　中新社記者 崔白露 岳依桐 賀劭清

　　以“古典文明與現(xiàn)代世界”為主題，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將于11月6日至8日在北京舉行。作為外方嘉賓之一，希臘雅典大學哲學系教授喬治斯·斯泰里斯(Georgios Steiris)長期致力于西方古典學研究，并同時在大學講授西方古典學與中國古代哲學。日前，他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孔子、孟子等思想家的經(jīng)典作品是人類價值觀的寶庫，對現(xiàn)代社會至關重要，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飛速發(fā)展的當下，沒有來自古典文明的倫理基礎，現(xiàn)代科技將無法發(fā)揮應有作用。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古典學如何影響歐洲的文明發(fā)展？這些經(jīng)典也影響了世界其他地區(qū)嗎？

　　喬治斯·斯泰里斯：歐洲文明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古希臘、古羅馬和基督教。古希臘生發(fā)了自由、真理、科學和美的思想；古羅馬萌發(fā)了國家和法律的概念；基督教引入了信仰和愛的價值觀。這些原則構成了歐洲文明的核心，并通過殖民主義擴張到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這些思想通過聯(lián)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類似文件得以制度化，影響了世界的多個領域。

　　“古典學”一詞，指19世紀英國、德國學者選取的特定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本，以反映其所處時代的價值觀和愿望。然而，這種選取具有選擇性和排他性，導致許多有價值的古代作品被排除在外。例如，古希臘悲劇大師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作品被納入古典學，而古希臘喜劇詩人米南德(Menander)的作品卻不是；柏拉圖的作品被廣泛傳授，而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Epicurus)和古羅馬哲學家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卻很少受到關注。現(xiàn)在，我們需要重新評估這一標準，特別是在更廣闊的去殖民化背景下，歐美國家大學越來越質(zhì)疑古典學、質(zhì)疑西方文明的基本價值觀。

　　當然，這種修正也有風險：遠離這些塑造了西方文明的價值觀，可能會動搖西方文明的基礎，甚至可能導致文明的崩潰。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今天還要研究幾千年前的經(jīng)典文本和文獻？古典學的當代價值是什么？

　　喬治斯·斯泰里斯：雖然人們通常認為過去的已經(jīng)成為歷史，只有未來才真正重要，但實際上正是過去塑造了現(xiàn)在的我們。乍一看，時間似乎是一連串轉瞬即逝的瞬間：過去已逝，當下正在溜走，未來尚未來臨。但仔細想想，過去的時間永不消逝，它嵌入我們的腦海，見于周圍的一切。我們的世界是一張由歷史事件編織而成的“掛毯”。即使是天文學家，他們在觀察宇宙時，也是在目睹很久以前發(fā)生的事，因為光往往需要數(shù)百萬年才能跨越廣闊的宇宙距離到達眼前。

　　同樣，我們是由積累的經(jīng)驗和DNA定義的，這是從祖先那里傳下來的遺產(chǎn)。因此，了解過去至關重要。修昔底德認為研究過去依舊重要，有助于我們理解現(xiàn)在、預測未來和避免重蹈覆轍。歷史提供了持久的經(jīng)驗。

　　此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孔子、孟子等思想家的經(jīng)典作品是人類價值觀的寶庫，這些價值觀對現(xiàn)代文明至關重要。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飛速發(fā)展的當下，保存那些經(jīng)過數(shù)個世紀努力獲得的價值觀意義重大。如果沒有來自古典文明的倫理基礎，現(xiàn)代科技將無法發(fā)揮應有作用。支配我們大部分生活的復雜算法，依賴于核心價值觀，以及對于維持人類社會的原則、規(guī)則的理解。

　　中新社記者：作為歐洲學者，特別是研究古希臘文化的希臘學者，您如何看待中希聯(lián)合舉辦本屆世界古典學大會，以及中國人對西方古典學的學習和研究？

　　喬治斯·斯泰里斯：世界古典學大會凸顯了中國致力于在全球事務中發(fā)揮作用的承諾。當古典學研究在西方面臨資金減少和院系萎縮時，中國正在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投入持久的價值觀和文化。影響力來自三個方面：財富、軍事實力和知識。顯而易見，只有知識才可能產(chǎn)生經(jīng)濟和軍事實力。

　　古希臘人強調(diào)后世，希望被人記住。這一思想塑造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目標。一個人若要被銘記，就需展現(xiàn)出知識和美德，其他一切會隨著時間而褪色。沒有一個文明僅僅依靠物質(zhì)力量而繁榮并延續(xù)。中國能通過學習西方文明的成功經(jīng)驗和失敗教訓獲益，同樣西方文明也能從探索蘊含豐富智慧的中國文化之中受益。

　　中新社記者：您研究古希臘哲學，也在大學講授中國古代哲學，西方有西方的古典學，中國也有中國的經(jīng)典，其他古代文明也有其經(jīng)典，您如何看待不同文明中古代先賢的思想智慧結晶？

　　喬治斯·斯泰里斯：如前所述，“古典學”一詞是19世紀的產(chǎn)物，反映了當時歐洲文化背景下人們的選擇。這種選擇在很多方面被強加給了其他文化。

　　我研究了20世紀中國的重大辯論，中國學者試圖建立與歐美國家相對應的中國哲學史。這對中國文化來說是痛苦的，因為它被迫遵從另一種文化基于自身標準所創(chuàng)造的模式。第一批杰出的中國哲學史家在美國學習，并試圖根據(jù)西方標準規(guī)劃中國思想。

　　我認為當前的哲學標準及其歷史敘事需要修正，因為它們往往帶有偏見性和排他性。承認東方文化的哲學傳統(tǒng)，特別是中國、印度的哲學傳統(tǒng)，對于創(chuàng)造一個超越種族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更具包容性和準確性的敘事至關重要。例如，支撐柏拉圖學說的兩個核心概念——靈魂不朽和輪回，就起源于東方思想。孤立地看待文明，已經(jīng)過時了！自古以來，歐洲與亞洲之間就已形成人員和思想自由流動的連續(xù)統(tǒng)一體。

　　古典學的形成是排他的。更令人不安的是，任何與特定時代主流敘事不一致，或與學術界有影響力的人物偏好不一致的事物，往往會被拋棄或默默無聞。因此，必須更具包容性，擴大學術興趣的范圍，以涵蓋更廣泛的文本和思想，同時保留目前被接受的內(nèi)容。一些人因亞里士多德對奴隸制的觀點，或荷馬對待女性的方式，就呼吁禁止他們出現(xiàn)在古典學中，這是不對的，不應用現(xiàn)代視角和批判性思維看待這些作品。正如天主教神學作者圣巴西略(St. Basil the Great)對其門徒建議的那樣：我們應學習所有的文本，但要像蜜蜂一樣，從最甜美的花朵中汲取營養(yǎng)，最終釀造蜂蜜。

　　中新社記者：希臘與中國同為古老文明的代表，雙方在古典學領域的學術交流，對于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相互理解、互學互鑒有何作用？

　　喬治斯·斯泰里斯：約11世紀至12世紀，拜占庭學者西米恩·賽斯(Symeon Seth)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將中國人比作希臘人，這是已知的首個將希臘人與中國人聯(lián)系起來的文獻。

　　希臘和中國有幸成為地球上最古老、文明成果最豐富的國家代表，主要基于一些共同的價值觀和方法路徑。希臘文化和中國文化都強調(diào)美德，追求卓越，并堅持正義和人道主義。除了這些相似之處，希臘和中國也通過不同方式為世界提供寶貴經(jīng)驗，特別是在我們的先輩如何看待、應對類似的挑戰(zhàn)方面。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構成這兩種文化的基本原則和價值觀中汲取靈感，它們均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完)

　　受訪者簡介：

　　喬治斯·斯泰里斯(Georgios Steiris)，希臘雅典大學哲學系教授。曾任希臘哲學學會秘書長，曾于希臘伯羅奔尼撒大學、開放大學任教，任芬蘭于韋斯屈萊大學客座教授、土耳其博阿齊奇大學訪問學者。著有Maximus the Confessor as a European Philosopher(《作為歐洲哲學家的馬克西穆斯》)、The Oxford Handbook for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牛津狄奧尼修斯手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