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6日電 題：東西方文明如何更好地“借鑒彼此”？

　　——專訪南開大學哲學院院長干春松

　　中新社記者 張蔚然

　　文化如水，浸潤無聲。千百年來，從唐代高僧鑒真創建的日本唐招提寺，到法國學者伏爾泰書房里的孔子像，中華文化通過各種途徑傳播于世界各地。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華文化經歷了從中國、東亞向世界的傳播發展階段，作為一個面向未來、不斷發展著的文化體系，對周邊國家和地區乃至世界文明版圖產生了巨大影響。

　　今天的中國正廣泛參與世界文明對話，擴大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當下，應如何進一步增強中華文化的吸引力，促進東西方文明更好地“借鑒彼此”？南開大學哲學院院長干春松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回溯歷史，照鑒當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歷史上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及其特點？

　　干春松：作為人類文明史上重要的原生思想系統，中華文化發源于中國，對周邊國家和地區乃至世界文明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儒家倡導“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的信念，認為中華文明的道德感染力無需通過“輸出”的方式來傳播，而應依靠文化自身的吸引力來感染天下不同的族群和民眾。

　　歷史上，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的很多國家接受了漢字，也接受了科舉取士的人才選拔制度，這是中華文化吸引力的典型表現。另一方面，強調文化吸引力，并非拒絕學習別的文化。這意味著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播并非單向，事實上在一定地域范圍內形成了溝通網絡。

　　比如，外來文化在唐代得到傳播和發展，特別是佛教。玄奘不懼艱險去印度取經，成為中國文學的經典題材；隨著日本遣唐使和僧人等來華學習，佛教完成了從印度到中國、再到朝鮮和日本等國的傳播過程，在接受、融合、創新中不斷發展。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鑒真的事例富有傳奇性。他東渡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寫下了文明交流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通過建唐招提寺，他將唐代建筑文化帶到日本。今天我們驚嘆于京都和奈良古建筑之精美，這其實是中國古代建筑文化東傳的結果。人類對美的事物的共感表明，文化交流是建立互信互愛的人類社會的基礎。

　　歷史上，文化傳播也會出現一些非預期的結果。比如，明清時代進入中國的傳教士翻譯了大量儒家經典，這些經典作品所體現的理性精神和人本主義立場，與法國啟蒙運動反對神權、提倡人權的思潮構成了共振。我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東方思想家，為歐洲啟蒙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助力。作為啟蒙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伏爾泰對孔子尤為推崇，曾在其巨著《哲學辭典》中反復強調孔子對于世界文明的重要性。20世紀80年代也有西方學者指出，人類要擺脫困境，必須汲取孔子的智慧。

　　從伏爾泰到當代學者，所要應對的問題并不相同，但來自中國經典的智慧力量卻是一脈相承，文化傳播、文明互鑒的力量也由此得到證明。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文明。中華文明為何會形成突出的和平與包容意識？

　　干春松：前些年有一本名為《耶路撒冷三千年》的書深受讀者歡迎，講述了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爭奪“圣地”耶路撒冷，戰爭和殺戮在三千年的歷史中不斷重復。時至今日，圍繞耶路撒冷、圍繞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沖突，依然是世界和平面臨的重大挑戰。

　　而中華文明在殷周之際的重大變革時，并沒有走向“一神教”，而是通過道德與人的自覺來建構價值體系，強調天人合一，即人與宇宙之間的價值同構，這樣就排除了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如此，中華文明才可以不斷地吸引不同地域、不同傾向的文明而加以融匯創新。

　　從歷史維度看，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魏晉隋唐時期的三教合一、宋元明清時期的多元文化，匯聚了不同的思想資源，中國文化發展在保持其統一性和延續性的基礎上，在不同階段體現出不同的思想創新主題。在世界上一些地區因為宗教紛爭不斷陷入戰爭時，中華大地上出現了西漢張騫、唐代玄奘、明代陳誠出使多國、增進互學互鑒的文化互動。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也體現在文化思想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翻譯了眾多西方重要學術經典以及反映政治社會思潮的作品。相反，基于“文化中心主義”認知，一些西方人士沒有以多元價值的立場，來看待中國社會的進步和思想的發展，這些人因文化的傲慢而產生對其他文明的漠視或“東方主義”式獵奇，造成實質上的自我封閉，甚至對中國的發展、對中國人所建構的政治社會秩序抱有莫名其妙的敵視。這種現象不利于中西之間增進相互了解和平等相待。

“漢字中國——方正之間的中華文明”特展在成都博物館展出。圖為刻符龜甲。圖/視覺中國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當下應如何增強中華文化的吸引力，推動中華文化實現更好的國際傳播？

　　干春松：文明交流互鑒的基礎是文化傳播。鑒真和伏爾泰的例子可證，文化傳播的最主要動力在于文化的吸引力。善用文化、文明的力量，是提升國際傳播效能的必然要求。

　　當前，一個更加有效的國際傳播體系正在逐步建成。就我個人比較熟悉的社科領域而言，“新漢學計劃”吸引了許多海外留學生持續深入研究中國，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讓大量中國作品得以在海外出版發行，增進了海外讀者對華認知。

　　在我看來，中華文化要在國際上得到更好傳播，“傳播前置”非常重要。世界各地研究中國文化的人群中，大多數是對中國有感情的學者，而他們的傳播更容易獲得所在國民眾的信任。今年7月下旬我赴日本九州大學交流，九州大學的荒木見悟和岡田武彥生前都是研究中國思想的國際著名學者，為東亞儒學研究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目前九州大學的中國哲學專業出現了人才斷層，從事中國哲學學習的本土學生在減少，世界不少大學都有類似情形，不容樂觀，需引起注意。

　　此外，還要充分發揮民間組織和學術團體的影響。根據傳播對象的接受習慣來設計傳播方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尤其要借助藝術作品，比如紀錄片等來傳播當代中國人的生活，藝術表達更具有情感共振的空間。

　　中新社記者：英國學者約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中指出，如果沒有東方的幫助，西方的拓展無法實現；如果沒有東方的貢獻，西方的崛起無法想象。面對挑戰，東西方文明應如何更好地“借鑒彼此”？

　　干春松：霍布森此書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之作，試圖從人類文明史的角度呈現世界上不同的族群對人類發展作出的貢獻。

　　的確，從人類早期的發展狀況而言，四大文明古國主要分布在非洲、亞洲，只是在地理大發現之后，歐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引領人類科技進步。然而這種發展上的“輪轉性”被“西方中心主義”者理解為社會發展的“方向性”，從而重復所謂“西方以外的種族缺乏對人類文明貢獻”的謬論。

　　無論是價值體系的創立還是科技發展，各民族都貢獻了自己的智慧，由此構成了人類文明的當代形態。從國家的規模和文明的獨特性而言，中國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具有文明意義上的新示范性，通過經濟社會平衡發展的模式，展現了新發展的格局優勢。

　　中外之間的認知差異，也有一些是對中國的政策、發展狀況等缺乏深入理解導致的。我們要正視不同文明因為地理環境、歷史進程而造成的差異性。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通過對話交流不斷增加共識，為文明之間的相互理解創造條件，進而管控差異和分歧。

　　事實上，文明互鑒并非要追求文明的同一化，而是讓更多人認識到需要了解不同的文明。

　　同時，也要認識到經濟交流對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的重要性。從人類文明發展的經驗看，脫離經濟交往基礎的文化交往是膚淺的，同時，不以文化互信為前提的經濟交流也是脆弱的。未來需大力發展中外經貿往來，讓文化成為經貿活動的橋梁，促進人類的共同進步和繁榮。(完)

　　受訪者簡介：

　　干春松，南開大學哲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副院長，中華孔子學會常務副會長。主要從事儒家與政治哲學研究。著有《儒學的近代轉型》《理想的國度：近代中國思想中的國家觀念》《公天下與家天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