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太原6月28日電 題：51年前，法國前總統蓬皮杜為何參訪云岡石窟？

　　——專訪云岡研究院院長杭侃

　　中新社記者 胡健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1973年，時任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來華訪問時，離開北京后的第一站便來到山西大同云岡石窟，并對其華麗而精美的造像贊許不已。

　　中國古跡眾多，蓬皮杜為何選擇云岡石窟參訪？石窟中蘊藏著多少東西方文化元素？它在世界石窟中處于何種歷史地位？云岡研究院院長杭侃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上述問題作出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51年前，時任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曾到訪云岡石窟，中國古跡眾多，為何選擇云岡石窟？

　　杭侃：1907年10月，法國漢學家沙畹來到云岡石窟，對主要洞窟進行編號和拍照。這批珍貴的照片后來發表在他的《北中國考古圖錄》中，共計78幅。

　　中國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在美國留學，又赴歐洲參訪古建筑，回國后在東北大學教授中國雕塑史，他在講稿中提到：“今日欲從事于中國古雕塑之研究，實匪淺易。幸而——抑不幸——外國各大美術館，對于我國雕塑多搜羅完備，按時分類，條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學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盤大定、關野貞，法國之伯希和、沙畹，瑞典之喜龍仁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車。”其中，沙畹的著述，就是指《北中國考古圖錄》。

　　作為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熱愛藝術，曾說“藝術是至尊天使之劍，能夠直刺我們的內心”。

　　《雙面蓬皮杜：1928-1974書信、筆記和照片》一書中，喬治·蓬皮杜之子阿蘭·蓬皮杜回憶，父親與法國小說家安德烈·馬爾羅經常就藝術創作與藝術史的話題進行討論，馬爾羅曾將其著作贈予阿蘭·蓬皮杜，并在贈言中題詞：“在千百年來的帝國更替中，被遺忘的雕刻家的重要性與母愛的重要性同樣堅不可摧。”

　　正是在這樣的藝術氛圍中，1973年9月15日，喬治·蓬皮杜前往云岡石窟參觀訪問。后來，其妻子克洛德·蓬皮杜解釋，“云岡石窟在蓬皮杜心目中是極具世界性、頗顯民族特色的藝術珍寶。”

　　中新社記者：云岡石窟汲取了中西方文化的精華，它在哪些方面對西方文化表現最為深刻？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杭侃：公元439年之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統一了中國北方，絲綢之路得以再次暢通。這一時期，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在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近年來大同地區不斷出土來自外國的遺物，是當時東西方交往交流直接的物證。云岡石窟也是在中外交通往來頻繁、民族深度融合的時代背景下開鑿的。

　　《魏書·釋老志》中記載：“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跡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此外，書中還有“沙勒胡沙門，赴京師致佛缽并畫像跡”的記載。

　　“師子國”是今南亞島國斯里蘭卡的古稱。從史料中可知，北魏太安初(約公元455年至459年)，師子國僧人帶著佛像，遍歷西域諸國，到達平城。

　　云岡石窟開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前后持續修建了60余年。這一時期廣泛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使云岡石窟成為世界藝術中的經典。

　　1933年，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中國營造學社會員調查云岡石窟。他們后來發表的《云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筑》中，就指出云岡石窟“柱部分顯然得外國影響的，散見各處”，既有希臘羅馬的愛奧尼克柱式，也有波斯的雙獸頭柱式，還有印度的元寶式柱式。

　　而中國的裝飾紋樣，到北魏時期更是發生巨變。《云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筑》中記載：“云岡石刻中的裝飾花紋種類奇多，而十之八九，為外國傳入的母題及表現。其中所示種種飾紋，全為希臘的來源，經波斯及犍陀羅而輸入者，尤其是回折的卷草，根本為西方花樣之主干，而不見于中國周漢各飾紋中。但自此以后，竟成為中國花樣之最普通者，雖經若干變化，其主要左右分枝回旋的原則，仍始終固定不改。”

　　作為建筑史研究學者，梁思成等人主要從建筑和裝飾的角度觀察云岡石窟所體現的中外文化交流。而從造型藝術上，同樣可見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如第18窟主尊大佛東側的一尊弟子像，就具有典型的歐羅巴人種特征，造型精準、雕刻技藝精湛，即使將其放在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大師雕刻的群像中，也毫不遜色。

　　中新社記者：縱觀全球各大石窟，云岡石窟在世界上有什么樣的歷史地位？

　　杭侃：云岡石窟是北魏集中了全國人力、物力和財力興建的國家工程，它所創造的云岡模式具有廣泛的張力。中國佛教考古奠基人、北京大學教授宿白先生在《平城實力的集聚和“云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中提出“它所創造和不斷發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為魏國領域內興造石窟所參考的典型”，并認為“東自遼寧義縣萬佛堂石窟，西迄陜、甘、寧各地的北魏石窟，無不有云岡模式的蹤跡，甚至遠處河西走廊、開窟歷史早于云岡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云岡模式的形成過程與北魏的漢化政策相表里，開啟了石窟藝術大規模中國化的進程，可以說云岡石窟是將源自印度，經中亞地區傳播至中國的佛教藝術本土化的關鍵一站。在藝術表現形式上，新疆和河西走廊的石窟主要以塑像和壁畫的形式呈現佛教造型藝術，云岡石窟則是以雕刻的方式，大規模地呈現立體的造型藝術，這種技藝對中國后來的石窟藝術影響至遠。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云岡石窟在數字化保護方面成效顯著，未來如何更好地保護云岡石窟？

　　杭侃：云岡石窟現存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000余尊，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文化景觀。鑒于其重要地位，云岡石窟窟前遺址和窟頂遺址的兩次發掘，均獲得“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殊榮。不過，窟前遺址和窟頂遺址出土的文物體量都比較小，難以體現云岡石窟的“真容巨壯”。

　　隨著數字化技術的不斷運用，云岡石窟已采集了三分之二的洞窟信息。這些數據不僅可以實現云岡石窟的“永生”，也增加了云岡藝術新的傳播方式。現在，不但可以通過3D打印技術等比例復制洞窟，實現異地展覽，還可以采用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等技術，結合出土文物，讓公眾更好感受云岡石窟的藝術魅力。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云岡石窟藝術可以“行走”世界。(完)

　　受訪者簡介：

　　杭侃，云岡研究院院長。曾任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佛教考古、宋元考古、文化遺產學。發表《云岡第20窟西壁坍塌的時間與云岡五窟最初的布局》《河北定縣兩塔基出土凈瓶的幾個問題》《宋元時期的地方城址》《清明上河圖再研究》等論文四十余篇。參與和組織了20多個大型展覽及圖錄的編寫工作。曾入選中國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獲北京大學十佳教師、國家教學成果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