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深圳3月27日電 題：深港文化交融如何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專訪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陳林

　　中新社記者 郭軍

　　深圳與香港同宗同源，二者在文化上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又在數百年的發展中形成了各自鮮明的特性。近年來，隨著深港合作全方位推進，雙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深港文化交流與互動如何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外界為之關注。近日，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陳林博士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探討深港文化的歷史與源流、現狀與特點，以及深港文化交融發展的路徑選擇。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深圳與香港在文化上有著怎樣的關系？

　　陳林：去年是新安建縣450周年。新安縣是深圳和香港共同的源頭，這兩個城市的文化發展，實際上經歷了一個從“同源分流”到“同向互補”的過程。

　　地理上，深圳和香港作為一個整體，處于大山、大河、大海的交匯處，大山指蓮花山余脈，大河指珠江口，大海則是南海。這種地形水勢，與兩地文化性格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系。新安縣設立于明萬歷元年(1573年)，中國歷史上的縣大多抵海而止，唯有新安縣當時全部縣域面積都屬于沿海地區和海島，這反映了明朝中葉經略海洋的濃厚意識。海洋基因滲透到深港兩地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直到19世紀中葉，深圳和香港同屬一縣，共同發展，這是二者同源的部分。

　　鴉片戰爭后，香港離開新安母體，相對獨立發展，長達一個半世紀。因此，深港文化有同源的一面，也有分流的一面。

　　如今，香港已回歸祖國20多年，正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并與深圳一道，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相應地，兩地在文化發展上也進入了一個“同向互補”新階段。

　　中新社記者：鴉片戰爭后，深港兩地文化分流。就香港而言，文化發展受到哪些影響？

　　陳林：首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從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起，由于戰亂、政治和其他社會變革等原因，一批中國內地文化人紛紛來到香港，他們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對香港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包括金庸的武俠小說，饒宗頤的國學，以及錢穆等人創辦的新亞書院用中國傳統書院的形式進行教育等等，這是香港文化形成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其次，是英國殖民統治的影響。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一方面使香港文化非常崇尚自由、法治；另一方面也導致市民的國家、民族意識嚴重不足。英國人只是把香港當作一個做生意的平臺，一個類似自治領的地方，既不愿香港人有很強的中國人意識，也不愿香港人有很強的英國人意識。

　　再次，是香港社會生態的影響。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中國沿海地區的居民把香港視為移民海外的跳板，對香港社會并沒有太強的認同意識。直到二戰后，內地大批居民涌入香港，聚集在九龍半島一帶，逐漸把這里當作自己的家園，形成了努力拼搏、守望相助的獅子山精神。同時，一批居住在太平山半山的華人精英，秉承傳統的士大夫精神，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視為己任，形成了太平山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兩種文化精神締造了后來的香港。

　　香港作為移民城市，有發達的社團文化。各種龐大且實力雄厚的社團組織盤根錯節，在政府與市民之間充當了粘合劑、潤滑劑的角色。

　　中新社記者：您剛才說深港兩地在文化發展上進入了一個“同向互補”的新階段，具體怎么理解？

　　陳林：深港關系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雙城關系。兩地關系由來已久，但在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前，還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雙城關系。這一方面是由于兩地分治，更主要是規模不對等。1979年深圳撤縣建市時，人口只有30萬，以農業和漁業為主；而香港已是擁有500萬人口的大都市，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居全世界前列。

　　真正意義上的深港雙城關系始于20世紀80年代，大致可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深圳成立經濟特區起，到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這是深圳向香港學習，主動接受香港輻射的階段。雙方好比“師徒關系”。

　　1997年以后，香港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這時候，深圳已跨入GDP千億元人民幣俱樂部行列，具備了一定的體量，而且經歷近20年改革開放，形成了很多自己的特色，在雙城關系中便增加了些底氣。深港雙城進入“兄弟關系”階段，兄弟爬山，互通有無，各自努力。這個階段持續20多年，充分體現了香港與內地城市在“一國兩制”之下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巨大張力。

　　以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臺為標志，深港雙城進入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新階段。2021年香港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可以理解為香港主動接受深圳等大灣區城市的輻射。雙方各自的角色，既相互合作又各自發揮作用，最后會產生一種整體性的文化。

　　中新社記者：對于深港文化交融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路徑選擇，您有什么看法？

　　陳林：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的必然走向，而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是最現實的平臺和路徑。從文化上講，主要有幾個方面：

　　一是嶺南文化。嶺南文化對中國文化起到一種保存、反哺的作用。這首先體現在南宋覆亡后，中原士人衣冠南渡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繼承；其次是嶺南人大量下南洋、出海外，在國際上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華商群體和華人社會，廣泛傳播中國文化，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大潮起珠江，對中國文化的現代發展起到極大的助推、引領作用。

　　二是海洋文化。在傳統思維里，中國是典型的大陸國家。其實，中華文化的海洋基因同樣悠遠而強大，從秦始皇遣徐福東渡，到漢朝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再到明朝鄭和下西洋，古代中國的海洋技術和海洋開發長期位居世界前列?，F在，我們又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海洋強國，因此，深港合作更具有現實意義。當站在一幅豎版中國地圖前，深圳和香港不再是南國邊陲，而是中華海洋大國的地理中心。

　　三是特區文化。香港是特別行政區，深圳是經濟特區，都是特區。特區就要特別，要創新，要善于學習外面的成功經驗，更要創造新的經驗被別人學習。

　　四是移民文化。深圳和香港都是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通常都是富有創新意識、冒險意識的群體。

　　此外，還有“一國兩制”文化、開放文化以及源遠流長的商業文化，都是深港文化的特質，也是深港文化交融助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現實路徑。

　　中新社記者：您怎么看待深港文化交融發展的前景，未來二者會否融合成一種新的地域文化？

　　陳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來深圳工作時間不長，但明顯感受到一種文化即將爆發的勢頭。深圳高度重視文化建設，硬件投入不斷加大，圖書館、美術館、歌劇院越來越多，街頭、公園充滿各種雕塑作品。軟件建設也不遑多讓，深圳讀書月聞名海內外。再加上深圳經濟發展好，創新意識強，也不排外，全國各地文化人陸續往這里集聚，這有點像當年的香港。香港曾一度被人稱作文化沙漠，正是由于一大批文化人的到來，幾十年時間就發展成為一片文化繁榮的沃土。照這樣的勢頭，深圳文化繁榮指日可待，深港文化定會成為中國文化版圖中的一抹亮色。

　　中國地域文化有幾大顯學，如敦煌學，演繹的是大漠孤煙的邊塞文化；西藏學，體現雪域高原的意象；徽州學，讓人聯想到江南煙雨、小橋流水。這些都是構成中國文化的重要元素，但里面還缺一塊，就是浩瀚的海洋。隨著深港文化的交融發展，會不會形成一個展現海洋意象的新學派呢？或許可以稱之為“新安學”。

　　中新社記者：《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到“共建人文灣區”“塑造灣區人文精神”，您認為在灣區人文精神的塑造方面，深圳與香港應如何發揮各自特色？

　　陳林：共建人文灣區，深圳要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著重在文化設施、文化氛圍的打造上發力，并與香港加強交流。香港要保持自己傳統的特色和優勢，但不能故步自封，要密切關注內地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變化，并在其中找到最佳的適應方式和發展契機。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集中體現了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兩大國策的交匯互動。在灣區建設中，深圳和香港都是非常重要的發展極。香港和深圳的聯動，不是簡單的兩個城市間的合作，深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行示范區，服務和引領整個內地，香港作為資深的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聯通全世界，深港合作關系到中國與世界的雙向互動。

　　香港文化比較關注細節把握，而深圳以及整個內地的文化比較注重宏觀敘事。細節和宏觀對深港文化未來發展都是需要的，雙方如果能夠把各自特色發揮出來，并得到對方認同和理解，就可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完)

　　專家簡介：

　　陳林，重慶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畢業，博士，研究員。深圳市政協黨組成員，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曾供職于中央編譯局、中央組織部、香港中聯辦，在北京、香港各生活了16年。出版論著、隨筆、游記多部，著有《藏在地名里的香港》《深圳十峰：從山海閱讀城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