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29日電 題：“情理”或許是孔子思想對當今世界的最大貢獻

　　——專訪希臘漢學家易冬蘭

　　作者 田靜

　　今年9月28日，是中國“至圣先師”孔子2574周年誕辰。與大多數人認為“孔子是具有完美人格、帶有嚴肅感的圣人”的觀念不同，希臘漢學家易冬蘭認為：孔子并非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人，他幽默、懂變通，這一面的孔子或許對大多數人來說更有借鑒意義。近日，中新社“東西問”對易冬蘭(Dimitra Amarantidou)進行專訪，深入解讀這位希臘學者眼中“一個懂得反諷的孔子”。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你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圍繞孔子的儒學，是什么讓你對研究孔子產生格外的興趣？

　　易冬蘭：孔子作為一位偉大人物，是非常有趣的研究對象。對孔子的不同認識，會影響對《論語》內容的理解。如果孔子是一位嚴肅的、完美的、理想的人，那么《論語》也會變成一種教條。孔子也會犯錯誤，有時候是不完美的，那么關于《論語》的詮釋也會隨具體語境而改變。

　　我感興趣的是他復雜的個性，其中包括許多看似矛盾的方面：幽默、睿智、小氣等。不同的經典注釋和口述對孔子的描述也有所不同。正如中國現代知名歷史學家顧頡剛所說，“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孔子，即在一個時代中也有種種不同的孔子”。或許我們可以補充說，每個孔子的學生也有自己的孔子，我的孔子是懂“反諷”的孔子。

　　中新社記者：那么你是如何定義“反諷”的？你又是如何理解孔子式的反諷的？

　　易冬蘭：在西方文化中，反諷，也就是“irony”，它的內容很豐富。從蘇格拉底到浪漫主義者再到現代的哲學家羅蒂(R. Rorty)，許多西方哲學家都對反諷有不同的理解。中國古典文獻中沒有“反諷”一詞，但是反諷的現象肯定是有的。就像中國典籍中也沒有“幽默”一詞，“幽默”是中國現代語言學家林語堂20世紀20年代創造的概念，但在此之前，中國人也一定是有幽默感的。反諷的基本定義，是你說的和你實際想表達的意思相反。論語里面也有這種語言上的反諷。比如，《論語》中提到，季文子做事三思而后行。孔子聽說后表示，思考兩次就夠了。(原文：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孔子的真正的意思肯定無關三次、兩次或一次的次數本身，他是想批評季文子把孔子的話作為一種教條的態度。并非你實現或者模仿一個表面的行為就變成一位“君子”。

　　我剛提到的是語言上的反諷，也是一種狹義的反諷，但我認為《論語》里面體現的反諷還有另一個表現，可以說是廣義的反諷。《論語》中廣義的反諷是指一種顛覆我們期待的情況或狀態，這種狀態可以用儒家思想的“經權之道”來解釋。“經”就是一種模板或是一種行為規范，“權”表示彈性，使模型與范式適應具體的問題或者具體的情況的能力。這種“經”與“權”的關系，本質上就是一種反諷。因為“經”代表的是不變，而“權”則是一直在變。兩個概念看似完全相反，無法共存，但是反諷所體現的正是兩個相反狀態的沖突與統一。

　　中新社記者：你認為孔子式的反諷與西方哲學家提到的反諷有什么區別呢？是否可以舉一些例子？

　　易冬蘭：從表面上看，它們似乎相似，但區別在于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學假設，尤其是對真理認識的不同。在蘇格拉底看來，真理只有一個。蘇格拉底的反諷即使不是發現真理的方法，至少也是通過揭露對方觀點中的矛盾或缺陷來接近真理的方法。真理作為一種神圣、永恒和不變的現實，是蘇格拉底反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

　　然而，孔子并不是在尋找真理，也不是在尋找“什么是虔誠”這樣的一般性問題的答案。《論語》中所涉及的問題都是具體的，是由處于非常具體、獨特境況中的具體個人提出的。這就是孔子對同一問題給出不同答案的原因。這也是魯迅所說的“因人而異”。

　　蘇格拉底想剔除特殊性以發現一般性和普遍性，而孔子則想盡可能多地包含特殊性，以得出適合某一特殊情況而不適合另一特殊情況的答案或理解。

　　中新社記者：孔子的反諷對當今社會來說有什么樣的價值？

　　易冬蘭：西方思想是圍繞理性的原則而發展。但是孔子的思想既有理性又有溫度，是一種溫和理性。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不得不再次提到林語堂。林語堂將孔子的反諷與靈活性或“情理”聯系起來。在《一個素食主義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Vegetarian)中，林語堂描述了一個中國人如何在吃素的同時偶爾也吃一點肉。在西方，“素食”是絕對的，是按照邏輯規則來理解的，一個人要么是素食者(不吃肉)，要么不是素食者(想吃多少肉就吃多少肉)。然而，按照中國人的“情理”思維方式來理解，事物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兼而有之”的。

　　這種理解造成了邏輯矛盾、悖論或吊詭。一個人怎么能一邊吃葷一邊吃素呢？然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一般對悖論是寬容的，因為人們能認識到生活中的事物往往是“此消彼長”的。換句話說，相反的方面、情況、感受是可以并存的，并不相互排斥。

　　正如孔子所說的“無可無不可”，這意味著人的行為并不必須符合任何預先存在的抽象原則。適合每種情況的就是正確的。他贊美顏回，但從不鼓勵別人像顏回一樣。顏回只有一個，子路只有一個，宰我也只有一個。只要善于學習，每個人都能成為最好的自己。實際上，孔子強調的是熱愛學習，而不是學習的結果。孔子不是批評學生不完美，而是批評他們沒有努力去做得更好。這是孔子“情理”的又一體現。這或許是孔子思想乃至中國思想對當今世界的最大貢獻。

　　孔子對緊張和矛盾持寬容態度。如果我們說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有相同的價值觀，這明顯是錯誤的。基于價值觀的不同，社會也是不同的。中國人不怕不同，不怕不兼容。恰恰相反，中國人的“情理”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基礎之上的：對立面永遠是相互配合、相互界定的。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目標，其實都是協商和調整的基礎。情理、寬容、不斷適應具體情況和需求，不依賴于固定的真理和抽象的普遍原則，耐心地認識自己和學習他人，不是獨自學習，而是始終與他人一起學習，這些都是中國哲學的一些重要經驗。我相信，這些經驗可以為當今世界就緊迫的全球性問題的討論提供借鑒。

　　中新社記者：包括你在內，許多西方學者致力于研究孔子思想，根本原因是什么？

　　易冬蘭：首先，每個國家有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這也是導致一些沖突出現的原因。在西方，宗教地位越來越低，儒家思想和個人信奉的宗教并不沖突，不會影響你的信仰，我認為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此外，我認為西方學者對孔子有興趣是因為對中國有興趣，他們很想了解中國的發展是如何發生的、中國發展的“秘密”是什么。有的人或許會認為，儒家思想是那個“秘密”之一。但是，西方想要真正深入了解儒家思想，我認為還需要很多年。許多人是因為好奇中國一直以來發生了什么，所以想深入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傳統，但是想要進一步理解，需要更多的翻譯，不僅是對古典文獻本身的翻譯，還有對古典注釋的翻譯。(完)

　　受訪者簡介：

　　易冬蘭(Dimitra Amarantidou)，希臘漢學家，現任澳門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并擔任華東師范大學跨文化學習中心研究員和教師。她曾在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院校講授中國哲學和比較哲學。其研究著作包括《孔子式的反諷》(The Irony of Confucius)、《以謎為匙：四種當代西方道家釋讀中的反諷與吊詭》等。她還單獨或合作翻譯當代中國哲學著作《老子今注今譯》《當代中國哲學研究》《中國哲學二十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