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5日電 題：從“和同之辯”到“西學東漸”，中華文明“包容性”如何體現？

　　作者 徐雪瑩

　　作為中華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包容性源遠流長、無遠弗屆。從“厚德載物”的修身之道，到“兼聽則明”的交往之道，再到“協和萬邦”的治國之道，包容性生于微且成于著。

　　如何理解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其如何反映在中國文化的深層哲學之中？對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有何意義？

　　“‘和’在價值上高于‘同’，‘和’所追求的是人類和平、平等、公正的共同發展之道。”近日，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吳震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指出，在承認不同文化傳統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前提下，汲取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以文化包容性的姿態，有助于謀求世界和平、平等、公正的共同發展之道。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如何理解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其在歷史上如何形成？

　　吳震：“包容性”是中華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從文化的角度看，文化包容性決定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以實現互鑒互融為歷史取向，決定了各民族在宗教信仰上趨于互相尊重、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重要的是，文化包容性決定了中華傳統文化擁有對世界其他文明兼容并取而非排斥對抗的開放胸懷。

　　從古代中華文明整體演變的歷史格局看，至少經歷了兩次重大的“文化突破”。第一次是“前孔子時代”到“孔子時代”轉向之際所發生的“哲學突破”，從上古文明傳承創新而得以形成的儒家哲學和道家哲學，對后世中國傳統文化起到了重大的形塑作用，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基礎。第二次是漢唐時期所發生的“宗教突破”，一方面道教從道家思想中脫胎而出，轉化為中國本土宗教，另一方面成功地實現了外來宗教佛教的中國化轉向，共同形成了儒釋道三家互為交融的中國傳統文化基本格局。

　　但在漫長的中華文明史上，儒家思想以其突出的人文擔當、社會關懷和經世濟民的精神意識，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歷史發展長河中的主流，而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就具體體現在儒家傳統文化的思想形態中。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在儒家思想中有何具體體現？

　　吳震：從歷史上看，孔子提出“泛愛眾而親仁”的倫理思想，孟子倡導“仁民愛物”的社會政治思想以及“萬物皆備”的宇宙觀念，儒家經典《禮記》宣揚“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大同社會理想，宋儒張載強調“天人合一”的人與宇宙的整體思想，南宋儒者陸九淵主張東海北海、心同理同的普遍性觀念，宋儒程顥和明儒王陽明力圖建構“萬物一體”的人類共同體思想。

　　歷代儒者的思想主張廣泛涉及哲學、社會、政治、倫理等各領域，卻都反映出一個核心觀念：即宇宙存在和人類社會應當且可以構成一個緊密相聯、互攝互融、連續統一的和諧整體，而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也應是這樣的和諧整體。無疑，這一觀念正反映了儒家文化乃至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征。

　　中新社記者：“和而不同”成為中華文明不斷衍生發展的內在邏輯，其與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有何關聯？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如何反映在中國文化的深層哲學之中？

　　吳震：從哲學上看，文化包容性并不意味著不同文化因素可以構成單純的同一，作為理想形態的包容性，應當是在承認和尊重不同文化要素的差異性基礎上，通過兼容并取的方式，以實現多元并存、“和而不同”的和諧統一。這一點，可以從孔子主張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觀點中得到一定啟發。事實上，“和而不同”的說法在前孔子時代即早期春秋時代就已存在，是當時各國諸子思想經過長期“和同之辯”得以逐漸形成的一個重要觀念，后經孔子提倡而成為儒家思想的重要信念，甚至成為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思想智慧。

　　關于“和而不同”的理解，可以舉例說明。例如，要烹飪出一道美妙的菜肴，就不能僅追求食材好壞的單一性，更要充分掌握不同食材的優點，并運用高超的調理手段，使不同食材優點與輔助調料相配合，才能制作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好菜肴。古語有“五味異和”“食則合和”等說法，要求不可強求一律，而應注重不同食味的調和，就揭示了這個道理。

　　再如音樂。中華文明作為一種禮樂文明，很早就發現了音樂有五種被稱為“宮商角徵羽”的不同音階，想要彈奏出一首美妙的音樂，就必須注意協調不同音階，使其得到合乎音律的配合。不可想象一首音樂只有一個聲調或一種旋律。現代音樂也是如此，一首交響樂的演奏成功，不僅取決于各種樂器演奏家的高超技術，也取決于一位指揮家的指揮技術，協調不同樂器的演奏。否則，交響樂就會變成一種雜音而已。

　　以上兩例正可借用《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的記載說明：“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這告訴我們，不能追求片面的同一，而要協調各種事物的不同因素，使差異性得到和諧統一，這就是“和而不同”的要義所在。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如何作用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何意義？

　　吳震：春秋時期就已形成的“和而不同”“同則不繼”觀點，對于構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起到了正面促進作用。

　　在早期春秋“和同之辯”的語境中，“同”相對于“和”而言，是指無差別、無矛盾的單純同一。據《國語·鄭語》記載，西周末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觀點。關于“和實生物”，后面又有一句“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說明“和實生物”的理由：“和”的思想是主張對不同事物的協調和綜合，由此事物才得以順利成長。

　　此觀點表明，事物的多樣性是事物成長的創造力，更重要的是，萬千世界中各種事物需要共同成長，這種需要必須以事物多樣性為前提，由此才可造就世界的整體性發展。與此相反，“同則不繼”則是指事物的單純同一性會導致事物的自我封閉，從而使事物缺乏持續性和發展性。

　　從文化的觀點看，道理亦然。如果一種文化傳統缺乏包容性，單純追求同一性，就會對文化系統內其他不同要素以及外來他者文化產生排斥力，必將導致自身文化傳統的單一性，喪失持續發展的可能性。也正由此，“和而不同”“同則不繼”觀點，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深刻的哲學思想，并在后世中國文化歷史發展中逐漸成為一種基本的文化價值觀，對于構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起到了正面促進作用。因為對人類社會而言，“和”在價值上高于“同”，“和”所追求的是人類和平、平等、公正的共同發展之道。

　　中新社記者：當今世界，仍有人基于“文明沖突論”，執著于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視角，為思考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何種啟發？

　　吳震：在古代中國歷史上，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接觸，因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而互鑒，至少有兩次典型表現。

　　一次是耳熟能詳的漢唐時期佛教中國化。作為外來文化，佛教在與中國本土文化的交流接觸過程中，形成了禪宗、華嚴宗等形態的中國佛教，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在宗教信仰上多元并存的發展。

　　另一次是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一方面，這一歷史事件表現為歐洲傳教士將西方的宗教、科學、哲學等思想傳入中國，并通過中國傳統士大夫的翻譯中介，推動了西方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交流；另一方面，傳教士在接觸中國傳統文化后，將大量中國古籍翻譯成西文介紹到歐洲并在當地風靡一時，中國古典文化對18世紀歐洲的一些重要思想啟蒙家(如伏爾泰、狄德羅等)也產生了積極影響，譜寫了古代東西方之間“絲綢之路”發展史上的輝煌一頁。只是到了19世紀之后，隨著工業革命的成功，歐洲社會發生了重要轉向，帝國主義興起，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被視作發展停滯的落后“文明”。

　　盡管如此，上述兩次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接觸交流史表明，文化交流是多向多元的，單方面文化輸入并非正常的文化交流現象，中國文化的包容性正是推動文化交流正常發展的積極因素。

　　當今世界，人們正面臨諸多時代課題：如何推動為人類謀幸福的共同發展？如何應對人類發展的共同問題？如何推進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正常交流交往？這些都要求人們在承認文化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前提下，積極汲取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以文化包容性的姿態來謀求世界和平、平等、公正的共同發展之道。(完)

　　作者簡介：

　　吳震，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京都大學博士，兼任上海儒學院執行副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儒學研究會會長等職。著有《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傳習錄》《陽明后學研究》《傳習錄精讀》《朱子思想再讀》《東亞儒學問題新探》等專著二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