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8日電 題：黃文弼：第一位走進羅布泊的中國考古學家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倪偉

　　1930年，考古學家黃文弼結束西北科考，從新疆平安回到北平——他啟程時還叫北京。他啟程時，滿口牙齒也還健全，如今已掉了幾顆。

　　“黃先生此行三年余，經歷許多艱難辛苦，成功而歸。”在北大為他舉辦的報告會上，時任代理校長陳大齊激贊道，“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國人今以黃先生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豐富，亦不亞于外人。”從此，黃文弼被認作“中國新疆考古第一人”。

　　丈量八萬里山河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正雄心勃勃地準備第四次中國西北行。德國漢莎航空公司準備開辟一條從柏林到北京和上海的新航線，委托熟悉中國西北地理的斯文·赫定做一次勘探，同時借此機會對中國西北再做一次科學考察。

　　自從19世紀后半葉，工業革命帶來的資本主義擴張，激發起西方人對于世界未知領域的科學探險興趣。中亞和中國新疆這一世界文明交匯的中心地帶，成為探險熱中最迷人的地區之一。在中國晚清內憂外患和軍閥混戰自顧不暇的時代，隨之而來的是中國西北文物的大量流失。

　　當斯文·赫定帶領著歐洲人組成遠征隊重返中國，雖拿到了北洋政府的許可證，卻遭遇北京學術界群起抵制。斯文·赫定審時度勢，與中國學界坐下來談判。由北大國學研究所等十余家學術單位組成的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其達成19條協議，約定共同組成“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中外團長共同負責，中方派出6名學者和4名學生，全部經費由斯文·赫定籌集。中方團員中，專事考古的學者是黃文弼。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考團從北京出發，前往內蒙古。黃文弼對斯文·赫定的學識與成就不乏欽佩，但在文物保護上鐵面無私，設法阻止外方團員想私自進行野外考古等有損中國國家利益的行動。斯文·赫定隨手在帳篷外插上瑞典國旗，黃文弼馬上拔掉，換上中國國旗；考察團行至某地，當地藝人的表演“下流特甚”，外國團員拍了照，黃文弼上前阻攔，認為“有辱國格”。

　　1928年年初，黃文弼率領一個小分隊，獨立前往新疆開展工作，隊伍里只有他一位學者。在外國探險隊肆意發掘、盜擾的遺址之上，黃文弼進行了系統的科學發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發掘，是吐魯番交河城雅爾崖古墓葬區。他按照墓葬區的分布，分區域順序發掘，出土了完整的陶器800余件、墓表120余方，以及其他大量隨葬品。

　　1930年4月，黃文弼抵達羅布泊北岸。4月23日上午，他派出兩支獵戶組成的小隊往附近探尋古跡。當天下午狂風驟起，塵沙彌漫，如同黑夜，本地人稱這種天氣為“黑風”。晚間，大風未息，駐地棚帳幾乎被摧毀。黃文弼擔心沒帶皮衣的獵戶們，一夜惴惴不安。

　　次日上午，一隊獵戶終于安全回歸，帶著拾到的銅矢鏃等古物。而另一隊的獵戶拉亦木卻始終沒有回來。傍晚，黃文弼遠遠瞥見一人騎著馬，身披大裘，戴著皮帽，獵槍橫陳在馬背上。正是拉亦木，他在考古報告中罕見地喜形于色：“余英勇之獵戶拉亦木得著勝利消息而歸。”

　　黃文弼整個羅布泊考古中最著名的發現，隨著拉亦木到來。那是一處漢代烽燧亭遺址，只剩西墻的墻基和三根直立的木柱，黃文弼在蘆葦草中撿到了數十枚木簡，根據木簡殘文，此地名為土垠。土垠遺址一共發掘出70余枚漢簡，比國外探險者在新疆發現的漢簡年代都早很多，是新疆發現的最早一批漢文簡牘。

　　如果不是羅布泊豐水期阻擋了黃文弼前往樓蘭的腳步，那么在羅布泊北岸代表著西漢經營西域的土垠遺址，可能至今還沉睡在荒漠之中。對于西漢在西域地區溝通絲路文明交流的認識，也要等待很久，才能達到黃文弼在《羅布淖爾考古記》所表述的高度——甚至還未必能夠達到。

　　離開羅布泊后，黃文弼繼續前往塔里木盆地，在盆地中考察了一年半，調查遺址達百處以上，如著名的龜茲、于闐、焉耆、尉犁、危須等古國，都有涉足，還新發現了大量古城。1930年9月，完成所有任務后，黃文弼取道西伯利亞回到北平。這一次蒙新考察，奠定了黃文弼終身的學術方向，此后他于1933年、1943年和1957年三次重返新疆。四次西北考察，他在新疆境內的總行程超過38000公里，天山南北幾乎所有古跡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穿越塔克拉瑪干

　　自從離開北京，黃文弼就踏上了風餐露宿的苦旅之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壯舉，是一介書生，憑借著簡陋裝備和物資，竟成功穿越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

　　塔克拉瑪干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東西長約1000公里，南北寬約400公里，是中國第一大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斯文·赫定曾試圖穿越，結果喝光了水，只得喝人尿、駱駝尿、羊血，險些喪命，最終放棄了絕大部分輜重，失敗而回。

　　據《漢書·西域傳》及《水經注》記載，塔里木盆地南部有一條“南河”，最終匯于羅布泊。“南河”后來消失在沙漠中，為了探尋這條古河道的遺跡及變遷，黃文弼決定做一次前路未卜的冒險。他由盆地北沿的沙雅，穿過茫茫沙漠，到達盆地南沿，用時1個月6天。

　　經過這次“南河”追蹤之旅，黃文弼根據現存斷續的河床痕跡以及沿河遺存，判斷其斷流發生在5世紀至8世紀之間，這對于該地區古國和絲路興衰等課題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證據。

　　黃文弼的新疆考古，不僅在尋找古國與古城遺跡，也為解決關于西域歷史的一些重大問題尋找著線索。譬如這些西域古國興衰與環境的關系，以及樓蘭等西域諸國的歷史及其與中原關系的演變等。他考察了塔里木盆地諸多重要佛窟，論證了樓蘭、龜茲、于闐、焉耆等古國和許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演變。

　　從田野回到書齋

　　黃文弼要將所有考察的成果寫成報告，為學界共享。但彼時的中國，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常常只能在顛沛流離中筆耕不輟。

　　1930年從新疆回到北平，他明確了“首高昌，次蒲昌，次焉耆，次庫車，次和闐，次佉沙”的工作目標，蒲昌即羅布泊。他效率很高，1931年和1933年，他便根據考察所得，首先出版《高昌磚集》與《高昌陶集》，整理研究了從高昌古國出土的磚志和陶器。隨后，他便繁忙起來。1934年起，他先后在安陽、洛陽、西安、南京等地進行考古工作，之后到西安主持修復碑林，只能晚上對隨身攜帶的羅布泊考察采集品進行整理研究。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立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機構成立“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校址遷到陜西城固，黃文弼擔任歷史系教授，同期受聘為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從1939年至1942年間，他奔波在川陜兩地，一邊教學，一邊仍繼續新疆考察報告的撰寫，完成了《羅布淖爾考古記》。

　　抗戰勝利后，他親自去漢口的英國洋行堆棧查訪文物，寄存在此的大部分新疆收集品已毀于戰火。新中國成立后，黃文弼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一旦給予他時間和安穩，他便爆發出驚人的學術能量，《吐魯番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相隔不到4年先后面世。1958年，當《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出版時，黃文弼新疆考古的代表著作“三記兩集”(《羅布淖爾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吐魯番考古記》《高昌磚集》《高昌陶集》)全部完成，歷時26年。這位倔強而堅韌的學者，終于在紙面上將八萬里足跡重新走過。

　　一次考古任務的完成，結束于報告的完成。黃文弼用30年的時間完成了新疆考古，也完成了他參與西北科考團的使命。如果沒有獻身學術的犧牲精神，這三記兩集的報告可能在任何一次顛沛流離中胎死腹中。

　　20世紀四五十年代，黃文弼的三本新疆考古記相繼問世，一時洛陽紙貴，但幾十年后已難以尋覓。等到1984年，日本學者宮川寅雄準備翻譯《黃文弼著作集》，向學者夏鼐請求代購“三記”時，作為黃文弼同事的夏鼐也無從購買。“三記兩集”沒有再版，但其中的《羅布淖爾考古記》1968年在日本影印出版，1988年香港也曾影印此書。2009年，線裝書局將“三記兩集”策劃為《中國早期考古調查報告》第二輯，也按照初版原書影印出版，但數量偏少，尋覓不易。

　　黃文弼的生命在1966年戛然而止，終年73歲。黃文弼的著作經受住了時間檢驗，至今仍有可供發掘學術價值。例如“三記”中記載的出土文書，來源廣泛、語種豐富，包括漢語在內，塔里木盆地出現過的10種歷史語言幾乎都有采集。

　　黃文弼的影響力早已遍及海內外學界，始終是西北考古與研究者的必備書。日本藝術考古學家前田耕作曾說：“黃文弼為了把案頭的金石學轉換為富有生機的田野考古學，已經苦苦行進了4萬公里。把這樣一個黃文弼從塵封了的歷史中解放出來，大約就相當于把偏向西面來看中亞的觀點，搖擺到從東面來觀察。”在他看來，黃文弼以一己之力，將新疆乃至中亞考古和歷史，變為中國的學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