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6日電 題：一部《奧麥羅斯》如何連接東西方詩歌文化？

　　——專訪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獲得者楊鐵軍

　　作者 張煥迪

　　史詩式長詩《奧麥羅斯》是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里克·沃爾科特的代表作。作品以真實歷史為藍本，融入希臘神話、沃爾科特的自身經(jīng)歷及其對后殖民主義的思考，講述了一個現(xiàn)代版的奧德修斯漫游記。中文版《奧麥羅斯》推出后，先后榮獲第四屆袁可嘉詩歌獎翻譯獎及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受到中國讀者、文學界的喜愛和認可。

　　為何《奧麥羅斯》這樣一部長篇巨著能得到東西方受眾的一致歡迎？其創(chuàng)作風格和思想對中國詩歌有哪些啟發(fā)？詩歌文學在東西方交流中又起到什么作用？《奧麥羅斯》中文版譯者、中國詩人楊鐵軍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自己的見解。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奧麥羅斯》篇幅極長，其涉及的加勒比海地區(qū)殖民史等文化背景在中國也并非廣為人知，譯介這部作品的初衷是什么？

　　楊鐵軍：《奧麥羅斯》在被中國讀者了解之前，籠罩著一層神秘的面紗。也許因為了解不夠，所以很多人甚至對它有一種敬畏。

　　我翻譯所有的作品，都有一個標準，就是是否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東西。從這個意義上，我的初衷就是在漢語中呈現(xiàn)我對原作的理解，這個理解必須配得上原作。想達到這樣的效果，必須反復琢磨，下夠功夫，下多少功夫，就有多少收獲。從翻譯《奧麥羅斯》的經(jīng)驗中，我深切體會到這點。

　　中新社記者：《奧麥羅斯》在幫助沃爾科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您翻譯的中文版又先后榮獲袁可嘉詩歌獎及魯迅文學獎。您認為《奧麥羅斯》具備的哪些特點使其收獲了來自東西方文學界的褒獎？

　　楊鐵軍：《奧麥羅斯》在西方被認為是一部有后殖民主義色彩的作品。這部作品意圖在加勒比海的“本地”和西方中心的“別處”求得某種形式的和解，這雖然不是一種最典型的后殖民主義主張，但也是一種有價值的文學實踐和思考。

　　《奧麥羅斯》的藝術(shù)價值也是其在西方得到好評的原因。在中國，這幾乎是唯一的原因。我認為《奧麥羅斯》完全配得上中國文學界對它的推崇。

　　沃爾科特對加勒比海地區(qū)在后殖民時期的命運和前途的思考，對我們也有借鑒意義。我們亦需思考，如何與西方文化形成一種健康的互動關(guān)系，而不是對其盲目服膺或排斥。

　　中新社記者：《奧麥羅斯》等優(yōu)秀現(xiàn)當代詩歌與中國詩歌在形式、內(nèi)容、主旨上有哪些差異？又有哪些相近、相通之處？

　　楊鐵軍：中國歷史上沒有史詩這樣的體裁，所以很難去比較。不過，很多人會哀嘆為什么中國“缺乏”史詩，并將其歸咎于中國文化的內(nèi)在缺陷。我不贊同這樣的看法。

　　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關(guān)于人、關(guān)于愛、關(guān)于理想的。這點中外永遠是相通的。一部作品能否滿足這個人類的最大公約數(shù)，才是判斷其能否傳世的基礎(chǔ)。在這點上，《奧麥羅斯》并不例外，中國讀者對它的理解和欣賞就是對此標準的最好驗證。

　　中新社記者：《奧麥羅斯》在創(chuàng)作手法、情感表達等方面上對中國詩歌文學有何啟發(fā)？

　　楊鐵軍：《奧麥羅斯》從文學上看代表了一個巨大的“野心”，而且是被實現(xiàn)的“野心”。英國詩人艾略特所著長詩《荒原》統(tǒng)治詩壇后，長詩、史詩這個體裁被整個顛覆了。有觀點認為長詩已死。還在繼續(xù)寫長詩的人，都在暗暗與艾略特較勁，往往選擇更激進的形式。但大部分長詩實踐都難說成功。

　　在“后艾略特時代”，《奧麥羅斯》創(chuàng)造了一種表面上似乎在回歸傳統(tǒng)，實際上卻是很現(xiàn)代的手法。把傳統(tǒng)和后現(xiàn)代、后殖民等矛盾的認識融合在一起，不僅做到了形式上的解決，也達到了文化認識層面的和解。這應該算是一條有參考意義的道路選擇。

　　《奧麥羅斯》雖然是史詩，但每一個部分，都往往是抒情和敘事互見的。這首長詩的宏大結(jié)構(gòu)之內(nèi)，也容納了細處的抒情自足性。這些段落像爆炒豆子一樣，精妙的明喻一個接著一個，令人目不暇接。這種高密度的抒情和東方的內(nèi)斂式情感表達還是很不一樣的，所以在閱讀過程中，不時會有驚艷之感。

　　沃爾科特是一位明喻大師，《奧麥羅斯》這么長的一首詩，自始至終都能保持明喻的高難度騰躍，技巧實在高超，讓人不由忘記了詩歌寫作的各種忌諱，從而體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這都是中國的寫作者可以學習的東西。

　　中新社記者：近些年，越來越多優(yōu)秀西方詩歌經(jīng)漢化后走進了中國大眾的視野，也有優(yōu)秀中文詩歌被翻譯成外語后走出國門。如何看待詩歌作品在推動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中的作用？

　　楊鐵軍：西方詩歌翻譯成中文已經(jīng)不少了，對西方詩歌的譯介歷史也很早。事實上，漢語新詩的發(fā)展史離不開近代以來中國幾代詩人對西方詩歌的譯介，西方詩歌幾乎可以算是中國新詩的活水源頭。

　　西方對中國詩歌的認識，基本還停留在古典詩歌的階段。當代優(yōu)秀的中國詩歌幾乎沒有在西方得到任何意義上的認真對待。西方對中國當代詩歌的接受往往是話題性的，關(guān)注的是社會層面的東西，而不是當作文學藝術(shù)來接受。

　　交流本來就是“誤讀”的過程，而“誤讀”本身也是交流，是碰撞。西方有自己關(guān)心的社會問題，所以會連帶關(guān)心中國的種種詩歌現(xiàn)象，以支撐他們的理論和認識框架。同樣，從前“病急亂投醫(yī)”，“泥沙俱下”，什么都拿過來，但最終，經(jīng)過沉淀，人們也會“扶正”對西方的誤讀。

　　交流就是一切。做詩歌翻譯也是這種交流或“誤讀”的動態(tài)過程的一部分。我們一定不要覺得交流是試管里的受控化學反應，不必對“失控”大驚小怪。最重要的是保持耐心，立足自己，只有寫出我們自己的東西，才有被另一種文化的耳朵更好地、更有效聽到的可能。(完)

　　受訪者簡介：

　　楊鐵軍，詩人，山西芮城人。198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95年北大世界文學碩士畢業(yè)，曾赴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后從事軟件咨詢開發(fā)工作。出版有詩集《且向前》《和一個聲音的對話》。翻譯著作包括弗羅斯特《林間空地》，希尼《電燈光》，佩索阿《想象一朵未來的玫瑰》(獲選2019年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休斯《詩的鍛造》，沃爾科特《奧麥羅斯》(獲得2019年袁可嘉詩歌獎·翻譯獎，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翻譯獎)，《阿肯色證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