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平崛起，在為世界經濟發展作貢獻、受到好評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國家或地區政治力量的的擔憂、偏見或嫉恨。因此，時而出現的政治暗流難免會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面臨的障礙。眾所周知，從聯想集團成功收購IBM的個人電腦業務，到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在并購優尼科競爭中的失利，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受到國際政治因素的明顯困擾。

　　“民族主義”對中國企業海外產權和合約利益的可能威脅，不一定總像“沒收”那么赤裸裸，更經常地是通過稅收歧視、政策歧視、立法歧視的形式表現出來。當地政府有通過立法或行政命令要求外資企業多交稅或者不讓其進入某些項目的主權。比如，俄羅斯曾邀請中石油于2002年12月參加斯拉夫石油公司股權的拍賣。但在拍賣前的一個月里俄羅斯民意越來越傾向于擔心由中國控股俄羅斯石油公司，一時間民族主義意識甚囂塵上，迫使俄議會通過緊急立法，禁止任何國有股份超出25%的企業(包括外國企業)參與俄羅斯國有股份的拍賣。

　　中國央企在海外投資時往往以資金充裕著稱，公關能力卻只能勉強徘徊在及格線附近。而央企與政府的連帶關系卻常常使得企業的投資行為被賦予了國家意志的猜想，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國企的收購行為自然就很容易遭到被投資國民眾排斥。

　　不少企業都有這樣的經歷，一開始是要雄心勃勃地“走出去”拓展發展空間，但當在對外合作中出現經濟糾紛、貿易摩擦的時候，卻沒有能或不懂得很好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而使“走出去”受挫。 金融危機導致許多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一些國家的海關濫用自由裁量權，人為阻撓、拖延中國產品通關；歐盟也以安全、環保、知識產權、企業責任等為名，出臺苛刻指令抬高市場準入門檻；很多中資企業反映，“走出去”簽證難辦，工作許可和居留證更難辦。中國貿促會人士指出，今年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涉及的產品范圍會更廣，次數會增加，形式會更多樣，而且發展中國家提起的貿易救濟措施也會越來越多。

　　中國本土的并購活動因為長期的市場條塊分割和地方政府行政干預，沒有形成一個有效和規范的市場。股票市場上公開要約收購很稀少，而國有大企業則不斷的在政府撮合下強強聯合，這不是真正的市場行為。沒有經過真正本土并購的較量算計、艱苦談判洗禮的中國企業，直接出現在跨國并購的舞臺上，他們能對付得了那些身經百戰，老謀深算的外國商人嗎？這實在讓人擔心。

　　一個個失敗案例或者可以證明，我國企業尚不具備掌握國際資本市場運行規律的能力，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歷練，可以幫助我們積累教訓、經驗，學會選擇投資品種，控制風險，把握投資時機。

　　在實體企業家們努力用質量和技術在國際市場上為中國制造爭得名分時，金融投資家們走出去時需要多一分謹慎，多一些靈活性，把風險控制放在第一位。

　　一些中國企業向海外擴張時沒有清晰的戰略重點，有的投資決策帶有機會主義色彩，造成企業投資決策失誤，不僅沒有得到預期的收益，反而付出了程度不同的代價。就戰略目標來看，如品牌戰略是一個復雜和科學的過程，需要精心的培育、務實的精神塑造和認真的管理。

　　有些中國企業創品牌的目的多是為了榮譽、名聲，較少是從其發展方面考慮，這就難以創造出國際品牌。就發展戰略看，現在我國的企業戰略做的不少，但能夠按照現代戰略理論并結合中國國情，把成為跨國公司進而超越競爭對手作為目標、真正達到國際水平的企業發展戰略，尚屬少見。

　　在“走出去”的路上，中國企業受到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只會更多而不是相反。

　　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仍然存在諸多挑戰，需要以更理性的態度應對。

　　政府應加強境外知名展會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研究，建立完善企業境外參展知識產權保護機制。

　　“抄底論”和低價吃進不足取，獲取長期穩定的收益才是企業“走出去”的核心價值目標。

　　企業國際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更要高度關注海外風險，使走出去的先驅企業不要成為先烈。

　　企業做出收購舉動要看清形勢，找準自己在行業的地位，收購后能否掌控新公司心里得有底。

　　只有走出去，才能提供高質量的中國產品和服務，建立良好的信譽，贏得全世界對中國的尊敬。

　　海外并購除了考慮價格因素外，還涉及到當地的政治、文化、法律等多方面的問題。

　　企業只有在競爭中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不足，才能有條件、有時間去改善。

　　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并購之前，應該在國內先將企業做大做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