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一種名為“開盒”的新型網絡暴力違法犯罪行為，同時被“兩高”工作報告點名。

　　最高法工作報告提到，兩名青年惡意“人肉開盒”，非法獲取并散布他人隱私信息，被依法定罪判刑。而最高檢工作報告顯示，林某等人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并設立網絡群組實施“開盒”，北京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堅決維護網絡空間秩序。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監事長呂紅兵表示，“人肉開盒”指的是收集個人信息后，向不特定的多數人公開，往往還伴隨著線上網暴、線下騷擾，不僅侵犯公民的個人信息權，還存在侮辱、誹謗、危害公共安全等一系列情節。不僅違反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乃至治安管理處罰法，情節嚴重的還可能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對此應該加大懲治力度。

　　“‘開盒’行為門檻降低且呈現組織化、產業化苗頭。”全國人大代表、河北齊心律師事務所主任齊秀敏注意到，境外即時通訊工具、小眾網絡社群成為信息非法交易和網暴策源的主要平臺。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某即時通訊工具實測，利用不法分子搭建的“社工庫”，輕易地獲取了記者本人和同事的個人身份信息，甚至不需要付費。還有人在其中叫賣、交換公民個人信息。

　　齊秀敏建議，公安機關、網信辦等部門應聯合開展打擊“開盒”及背后個人信息非法交易的專項行動，重點整治利用境外通訊工具、小眾論壇實施的違法犯罪。同時加強跨境執法協作，追查信息源頭和販賣渠道，依法嚴懲組織者、經營者，徹底摧毀其產業化基礎。

　　最高檢此前公布的案情顯示，2023年至2025年間，林某等人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數據超過6億組。他們還利用這些信息數據搭建“社工庫”網站，調查顯示，該網站數據庫中的公民個人信息數據1.7億余組，網站訪問人次共計10余萬次。

　　據相關報道，所謂“社工庫”，全稱是“社會工程學數據庫”，是不法分子通過攻擊網站、欺詐用戶等手段獲取大量個人隱私數據，再整合分析、集中歸檔形成的一類資料集統稱。

　　在前述即時通訊工具稍加搜索，便可加入某個提供“社工庫”的群組。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嘗試加入幾個類似的“社工庫”群組，發現簡單查詢無需付費，可以查到某人的身份證號、家庭住址、綁定的微博微信賬號等個人信息，甚至根據住址“關聯”其家人的相關信息。根據數據標注的來源，信息來自運營商、快遞，甚至來自一些政務App。該“社工庫”還“叫賣”付費查詢，從戶籍信息到車輛檔案、銀行卡流水，甚至開房記錄、身份定位軌跡等均可查詢，價格從百元至數千元不等，要求通過虛擬貨幣支付。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發現，還有群組在叫賣公民個人信息，或是以“交流”為名互換。數據真真假假，不法分子間以數字貨幣交易，聊天信息顯示，他們之間甚至發生以“假數據”“黑吃黑”的情況。記者從中獲取了部分數據，涉及某品牌酒店會員、部分學生學籍等，數量達數千萬條。記者已經將發現此類信息向有關部門進行舉報。

　　最高檢披露的案情顯示，林某等搭建的“社工庫”網站周訪問量高達10余萬人次，包括2個對外提供“開盒”數據的群組，相關群組成員達10萬余人。檢察機關向工信、網信等相關職能部門移送線索，鏟除了相關網站，并向境內多家互聯網平臺轉遞線索，要求堅決遏制境外相關公民個人信息及網絡暴力信息向境內蔓延。

　　去年3月，某知名互聯網公司副總裁的13歲女兒在網上對一位孕婦“開盒”被曝光。該公司后續發布聲明稱，經過調查，開盒信息即來自海外“社工庫”。

　　齊秀敏注意到，“開盒”行為呈現明顯的低齡化趨勢，部分未成年人參與其中。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獲悉，最高法報告中點名的“開盒”案件中，兩名被告人趙某、成某某非法獲取某虛擬偶像團體的配音演員及“粉絲”的戶籍、手機號等個人隱私信息。并將相關信息進行混合編輯，生成針對被害人進行侮辱謾罵的違法犯罪信息文案。他們還將文案在網絡發布，誘導別人對被侵害人開展侮辱、謾罵、線下跟蹤騷擾，其中部分參與者年齡并不大。

　　2025年3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對該案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趙某、成某某分別因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獲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一萬元。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相關負責人此前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表示，未成年人安全使用網絡的意識和能力不強，更容易遭受網暴信息及其隨之而來的精神壓力的侵擾，成為網暴的侵害對象。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對自己行為的認知、控制能力相對較弱，受不良網絡信息影響，容易成為網絡暴力的實施者、參與者。

　　齊秀敏分析，一些未成年人將“開盒”視為網絡社交中的“權力工具”或圈層內“投名狀”，借此獲取關注、發泄情緒或彰顯“技術能力”，缺乏對法律邊界、他人權利及行為后果的基本認知和敬畏。

　　此外，法律懲戒力度不足，對未成年人震懾有限。齊秀敏指出，現有法律法規對未成年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侮辱誹謗等行為的處罰，在司法實踐中往往以教育、訓誡為主，刑事追責門檻高，違法成本與行為危害嚴重不匹配，難以形成有效法律威懾。

　　今年“兩高”工作報告同時點名“開盒”，釋放了司法加強相關治理的積極信號。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主任林文學解讀，除了事后審判，法院根據當事人申請，可以發出人格權侵害禁令，責令行為人停止侵害，變“事后追責”為“事前、事中止暴”，減少對被害人的負面影響。林文學還表示，要壓實網絡平臺安全主體責任。

　　呂紅兵委員認為，要打擊類似網絡暴力行為背后的產業鏈，需要加快制定統一的反網絡暴力法，推進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加強協同聯動，強化涉網暴案件刑事、民事和行政銜接，優化網絡暴力案件線索和證據移送機制。

　　齊秀敏也建議修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阻止“開盒”在未成年人中蔓延。她建議，明確將組織、參與“開盒”等嚴重網絡暴力行為納入法律規制范疇。

　　齊秀敏希望，網信部門能督促平臺企業嚴格落實法律法規要求，建立健全涉“開盒”等關鍵詞的實時監測、智能識別、快速處置機制，同時強制要求平臺對涉及未成年人參與或受害的網暴事件啟動特別處理程序，“比如限流、禁言、封號、線索上報等，可以多利用社交圖譜分析、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前識別、干預有組織網暴行為”。

　　“教育部門應將網絡倫理、數字公民責任、個人信息保護、反網絡暴力等內容系統融入中小學課程與實踐活動，也要加強對家長的網絡監護指導，明確家庭教育的責任，讓未成年人清晰認識‘開盒’的違法性質與嚴重危害。”齊秀敏建議。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劉言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