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金華11月25日電 題：黃大仙文化怎樣走向海外？

　　——專訪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學敦和講席教授蓋建民

　　作者 趙曄嬌 錢晨菲

　　黃大仙文化源遠流長，從浙江金華的地方傳統，成為國家級非遺，正持續走向海外。其“普濟勸善、福澤天下”的精神內核，不僅蘊含著中華民族傳統道德觀念和價值追求，更發揮著獨特的文化凝聚作用，成為海外游子寄托鄉愁的精神紐帶。

　　黃大仙文化怎樣走向海外？11月26日，2025金華山黃大仙文化節將于浙江省金華市舉行。會前，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學敦和講席教授蓋建民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從文化交流的視角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黃大仙文化發源于何時何地？其核心和當代價值是什么？

　　蓋建民：黃大仙確有其人，本名黃初平，晉代人，號赤松子。按南宋倪守約《金華赤松山志》載，農歷八月十三，其出生于今浙江省金華市，經考證在今金華蘭溪市黃湓村。他自幼修道行善、濟世救人，相關傳說在民間流傳甚廣。黃初平(黃大仙)傳說于2008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黃大仙文化的核心可概括為“善美相和”。這一概念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說文解字》記載：“美，甘也。從羊，從大。”“善，吉也。從誩，從羊。”在中國文化的源頭，“羊”同時承載著“善”與“美”。黃大仙最著名的“叱石成羊”典故，正是這一理念的體現——頑石化作溫順羊群，象征著“善”的道德力量催動了“美”的生命呈現。

　　黃大仙文化包含三個層面的“善”。其一是“德善”，強調內在的道德修養。其二是“行善”，即把善念轉化為實際行動，“引虎救人”“二仙造橋”等故事都體現了濟世助人。其三是“勸善”，典籍《赤松子中誡經》被一些學者稱為“現存最早的道教勸善書”。

　　放眼當代，黃大仙文化倡導的“崇德向善”“善美相和”理念，有利于形成“人人行善、處處有善”的社會氛圍。

　　黃大仙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仁義禮智信”等大家熟悉的傳統美德也能從中體現。其蘊含的精神內涵，與大眾對善美生活的追求同頻，可為當代社會持續傳遞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中新社記者：黃大仙文化是如何從浙江金華走向海外的？又為何能受到海外華僑華人的認同？

　　蓋建民：黃大仙文化從浙江金華出發，先入粵、港，后到海外。傳說，宋末趙昰、趙昺二王南逃時，攜帶了黃大仙小像到廣東，開啟了黃大仙文化的南傳之路。到清代晚期，黃大仙文化真正扎根于嶺南，第一座黃大仙道壇在廣州建立。相傳，光緒三十年(1904年)，廣東水師提督李準之母的眼疾在廣州黃大仙祠得愈，其后李準捐資重修廟宇，令黃大仙聲望大增。

　　20世紀初，廣東西樵山普慶壇道長梁仁庵攜神像南下香港，建立普宜壇，后來在九龍建成嗇色園，也就是今人所知的香港九龍黃大仙祠。這座承載黃大仙文化的嗇色園，以“金華分跡”四字，明確標注其與文化發源地金華山之間的關聯，成為黃大仙文化向外傳播的關鍵分支。香港作為國際化都市，又為黃大仙文化突破地域局限，提供了獨特的機遇與空間。

　　自20世紀80年代起，黃大仙祠觀隨海外華僑華人足跡走向海外。從泰國合艾，到紐約曼哈頓，再到悉尼艾士菲，黃大仙香火和文化景觀已在海外逐漸形成。

　　黃大仙精神和文化能成為海外華僑華人的信仰，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提供了一種清晰的文化認同，解決了最實際的精神需求。

　　此外，各地宮觀也成為踐行“行善”理念的載體。如美國南加州黃大仙祠在緬甸、越南捐建孤兒學校，將“濟困扶貧”的善念，轉化為跨越國界的公益實踐，讓中華文化中的“善文化”獲得國際認同。

2023年10月15日，香港特區嗇色園黃大仙祠舉行2023年兒童啟蒙開筆禮儀式，約150名兒童通過敬拜、開筆、點朱砂等儀式環節學習中國傳統讀書做人的道理。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

　　中新社記者：黃大仙文化和其代表的道教文化，蘊含著哪些東西方文化交融印記？

　　蓋建民：黃大仙文化和其代表的道教文化，在東西方的學術思想與文明互鑒中，具有積極的現代價值。

　　從學術研究來看，海外學者開始將黃大仙文化作為民間文化的樣本，展開深入探索。瑞典漢學家羅斯(Ragvald Lars)與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梁景文(Graeme Lang)合作的英文專著《一位難民神的崛起：香港黃大仙》(《The Rise of a Refugee God: Hong Kong’s Wong Tai Sin》)，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將黃大仙文化推入國際學術殿堂。

　　更值得關注的是丹道文化的跨學科影響。德國漢學家衛禮賢曾將中國道家典籍《太乙金華宗旨》譯為德文，寄給瑞士心理學大師榮格。榮格從中發現了道家內丹修煉中“意識與潛意識合一”的智慧，認為這為西方心理學破解精神困境提供了新的視角，使丹道文化成為西方心理科學借鑒東方智慧的來源之一。二人將譯文和評述整理成書籍《金花的秘密：中國的生命之書》(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 Chinese Book of Life)，講述道教修煉方法對理解人類心靈的啟示。

　　在科技文明交流領域，煉丹術這一在黃大仙文化和道教文化中都極為重要的元素，更扮演了文明橋梁的角色。宋元時期，中國煉丹術經阿拉伯地區西傳，被阿拉伯人的煉金術(Alchemy)融合。有化學史家曾從字源考證，“Alchemy”中的“al—”前綴，源自阿拉伯語對“金液學”的表述，而這一概念的來源之一正是中國的煉丹術。據中國科技史專家、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的研究，借助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宋元時期的中國丹道對阿拉伯人的煉金術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西方近代文藝復興時期，來自古希臘的煉金術與中國煉丹術等因素融合，衍化成近代化學(Chemistry)一詞，可見其對世界科技發展的深遠影響。

　　這種文化交融更在民間文化交流的實踐里展現出生命力。浙江省道教協會會長、金華黃大仙祖宮住持施清純赴海外交流時獲得較好反響，這說明“天人合一”“揚善濟困”等理念能夠超越文化差異，形成共鳴。

　　總的來說，黃大仙文化具有“從民間來、到民間去”“從傳統來、向現代去”“從中國來、向國際去”的特征，可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本土走向國際、從傳統邁向現代提供借鑒。(完)

　　受訪者簡介：

　　　蓋建民，浙江大學敦和講席教授、哲學學院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擔任中華道學與世界文明互鑒研究中心主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哲學第7、8屆)、教育部宗教學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國家宗教事務局宗教工作特聘專家、全國老子道學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等職務。目前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南道教文獻收集整理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