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太原12月20日電 題：為何1400多年前的外國人葬在晉陽？

　　作者 冀美俊 太原市文物保護研究院副院長

　　1999年7月8日，一場大雨過后，山西省太原市晉源區(qū)王郭村村民王秋生拿著鐵鍬修理被大雨沖毀的墻基路面。鐵鍬碰到一個硬物，且這硬物越挖越大，直到露出一個石質(zhì)屋頂，震驚海內(nèi)外考古界的虞弘墓就這樣發(fā)現(xiàn)了。

　　這是一座有著準確紀年的隋代墓葬。葬具是房型漢白玉石堂，石堂內(nèi)外，或雕或繪精美圖案54幅，局部還有描金裝飾。圖中人物皆深目高鼻，或留短發(fā)，或梳突厥式長發(fā)、波斯式長發(fā)。內(nèi)容有宴飲、樂舞、射獵、家居、出行等，充滿異域文化色彩。

　　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石堂底座正壁的圣火祭壇圖案，這是典型的祆教圣火祭祀場面。祆教又稱火祆教、拜火教，瑣羅亞斯德教，是流行于伊朗高原的原始宗教，大約在南北朝時期，這一宗教隨著絲綢之路大量傳入中國，信奉者多為粟特人。考古發(fā)現(xiàn)說明，北朝和隋唐時代，中國對外交流無論從規(guī)模還是深度上來說都是空前的。

　　太原為什么會出土充滿祆教文化特色的石堂？

　　這要從墓主人虞弘說起。

　　從墓志記載來看，墓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魚國尉紇驎城人。虞弘祖父奴棲為魚國領民酋長。

　　墓志上記載的魚國，很可能是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歷史》一書中記載的不播種任何種子，而以家畜與魚類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馬薩革太”部落。“馬薩革太”原意就是希臘語“魚”的意思。大概在公元前六世紀，他們已經(jīng)生活在中亞的河中地區(qū)。這一地區(qū)的居民，北朝文獻統(tǒng)稱之為粟特昭武九姓胡。領民酋長是魚國的最高首領，虞弘可以說是魚國的“皇室”成員。

　　虞弘很小就隨他的父親君陀一起到茹茹國(即柔然國，北朝時期活躍于長城之外，大漠南北)為官。而虞弘13歲時(公元546年)已經(jīng)擔任茹茹國的官職——莫賀弗，并隨著他的父親出使波斯(今伊朗)、吐谷渾(西晉至唐朝時期位于祁連山脈和黃河上游谷地的一個政權)等，這顯然和他的魚國“皇室”身份相關。

　　后來，虞弘又出使北齊，留到中原后，先后在北齊、北周、隋朝擔任直突都督、涼州刺史、使持節(jié)儀同大將軍等官職，“翱翔數(shù)國，勤誠十主”，主要從事來華“外國人”的管理工作，最終永遠留在太原。

　　在此期間，虞弘所檢校的“薩保府”尤令研究者關注。

　　“薩保”，原是粟特胡人商隊首領的稱呼，一般由粟特商業(yè)貴族擔任。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大批粟特人沿著絲綢之路向東遷徙，形成一個個聚落，這些聚落的首領就是薩保。中原政府為了管理和控制這些粟特聚落，就將薩保府列入中央政府，其職務是粟特胡戶聚居點上的一種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領。

　　太原地區(qū)在北朝晚期存在薩保府，有諸多考古發(fā)現(xiàn)為證。

　　河南洛陽出土《隋翟突娑墓志》記載：“君諱突娑，字薄賀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訶大薩寶，薄賀比多。”太原小井峪唐墓《龍潤墓志》記載，墓主人龍潤隨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西下建立大唐，“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薩保府長史。”此外，唐代《曹怡墓志》記載，曹怡之父曹遵為唐代“介州薩保府車騎騎都尉”。

　　可見不只是太原，在介州一樣有薩保府。虞弘作為蕃客大首領“薩保”，檢校并、代、介三州鄉(xiāng)團，說明在太原地區(qū)有大量信奉祆教的粟特胡人。

　　據(jù)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一文來看，北朝隋唐時期著籍太原并見于墓志的粟特人有翟娑摩訶、翟突娑、安師、安孝臣、康達、康武通、龍潤、龍澄、何氏等家族。而藏于太原純陽宮的《洛陰修寺碑》碑陰題名文武官員128人中，有69人為復姓胡族，另外如劉、靳、元、乙、丘、成、王、郝等單姓，亦多為胡人姓氏，因此題名中的胡人比例保守估計也在60%以上。

　　為何大量胡人聚集太原？

　　太原又稱晉陽或并州，三面環(huán)山，南面為平原，汾河水貫穿整個城市。這里既有灌溉便利，可耕可牧，又有山川之險，可攻可守。優(yōu)越的地理環(huán)境使太原成為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軍事重鎮(zhèn)，同時也成為農(nóng)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融互動的大舞臺。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論及太原戰(zhàn)略地位時說道：“魏齊周隋梁唐晉漢以及十六國之君，分方竊據(jù)，互相吞食，得此者昌，失此者蹙，先至者勝，后至者覆，匪直人謀。實勢之便然也。”道出了太原在南北朝這一大動蕩、大變革時期的重要地位。

　　晉陽作為當時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商業(yè)中心，在絲綢之路繁盛的北朝，是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也成為外國人匯聚之地。遙想當時，相當多的外國人沿著絲綢之路，一路向東，在晉陽居留、生活，從事商貿(mào)和文化藝術等活動，給晉陽大地留下了大量的遺跡遺物。如太原王家峰北齊徐顯秀墓、婁睿墓、庫狄回洛墓和韓祖念墓都充滿大量外來文化元素，彰顯了晉陽在北朝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輝煌景象。

　　兩處改動凸顯文化交流的心路歷程

　　虞弘墓志中，虞弘的姓氏寫作“虞”，并且將其祖先追溯到中國傳說時代的虞舜。虞舜為五帝之一，傳說其發(fā)祥地也在山西。而虞弘一族就生活在山西太原，虞弘的姓氏選擇表明了他們希望融入中華文明大家庭的強烈愿望。

　　頗有文化意味的是，在虞弘墓志中，表現(xiàn)國別的“虞”字經(jīng)過挖補修改而變成了“魚”，這不僅是“虞”“魚”兩個字形、字義的改變，而是說明外來部族落葉中國以后，從方方面面都希望和中國相聯(lián)系，希望得到當?shù)孛癖姷恼J同，希望融入當?shù)氐奈幕諊２贿^在內(nèi)心深處，他們對于本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依然有著深深的眷戀和難以割舍的情結，表現(xiàn)在墓志上，就改成了更能彰顯其國別的魚字。

　　無獨有偶，《隋書·虞慶則傳》記載：“本姓魚。其先仕于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為北邊豪杰。”虞慶則“本姓魚”，卻將姓氏由“魚”改為“虞”，情況與虞弘正好相反，也很有意味。太原的唐代龍氏家族墓地出土墓志多方，有的說派枝西域，有的直呼晉陽人，已是“卻望并州是故鄉(xiāng)”了。

　　大量的歷史文獻和考古發(fā)現(xiàn)說明，北朝和隋唐時代，中國對外交流無論從規(guī)模還是深度上來說都是空前的。大量外國人和器物、文化隨著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涌入這個開放、包容的大國并生根發(fā)芽，最終匯入中華文明之林。而晉陽作為中古時期中國北方的重要都市，在這一波瀾壯闊的文化交流與互動融合中，作出了突出貢獻。虞弘墓的發(fā)現(xiàn)，正是這一輝煌歷史的實物寫照，彌足珍貴。(完)

　　作者簡介：

　　冀美俊，山西平遙人，文博研究館員，現(xiàn)任山西省太原市文物保護研究院副院長，主要分管文物考古與保護、博物館陳展與館際交流、學術研究等工作。

　　 多年從事太原歷史與文物研究保護工作，出版《寶賢堂法帖研究》專著，發(fā)表《漫談山西碑刻的保護與利用——以太原市雙塔博物館館藏碑刻為例》《虞弘墓——文化交流與融合的例證》《唐故處士喬言墓志小識》等論文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