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15日電 題：如何以國學鋪染民族文化底色？

　　作者 楊朝明 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

　　國學是國人的文化基因，中國人應對國史與文化懷有溫情和敬意。要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就要復興國學，從歷史深處尋找民族精神基因，從民族基因深耕精神家園，溫古鑒今，探尋傳統元素的轉化與新生。作為一個偉大文明的存在，在中國五千多年的發展中，孔子儒學代表了文化的樣態與氣質，使中華民族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今天我們應尋繹傳統，認識國學精華，發揚儒學傳統，鋪染中國人的生命底色。

　　國學就是孔子儒學傳統

　　說到國學，人們皆知其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它內容寬廣，義理精妙，歷史悠久，根底深厚。盡管人們對“國學”理解不同，但時至今日，已形成兩點共識：其一，國學是決定道德與價值信仰的學術，決定國家文化的境界與品質；其二，國學以孔子儒學為主干，以儒家六經為中心。

　　作為一個概念，“國學”一詞出現較早，《周禮》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記載，這里的“國學”指邦國學校。中國自古重視社會教化，“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將教育視為立國之本。《學記》言：“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古代中國，很早就通過興辦庠、序等學校，向社會傳授孝悌之義。

　　今天所說的國學有所不同，它是西方列強侵入中國后，中華民族在救亡圖存的背景下，為區別“西學”與“中國之學”而誕生。中日甲午戰爭前，人們討論“中學”與“西學”的關系，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甲午戰敗后，全盤西化的聲音甚囂塵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則又打破了西方文明優越的神話。人們對中國固有學術不斷反思。胡適等提出“整理國故”，章太炎等人主張“研究國學，保存國粹”，創辦國學講習會，中學、國故、國粹等詞匯也成為“國學”的代名詞，均指與“西學”相對而言的中國傳統學術。

　　說起來，舉凡中國傳統學術，包括天文地理、文學藝術、思想文化、典章制度，乃至醫術、建筑、文字、音韻、訓詁等，都可以視為國學。然而，正像一棵大樹有樹根、樹干、枝條以及花朵、果實，中華國學之樹也結出了許多文明花果。但必須了解大樹的根脈，才能固本培元。要看到國學內容上的宏富廣闊，更應看到其體系上的主次分明，走近國學的中心意涵，把握作為文化底層或深層的價值、精神、靈魂。

　　學習國學，要理解國學之根，認識華夏之魂，挺立民族精神。國學不排斥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各地區的文化特點，但要看清主次，區分本末，“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中國傳統文化有其主流，中華國學有其中心意涵。李學勤先生說：國學的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明朝曾有人說：“蓋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以有禮義之風，衣冠文物之美也。”史學家夏曾佑先生說：“中國之教，得孔子而后立。”梁啟超先生說，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就在儒家”，“中國文化，離不了儒家”。何以中國？是以中國！

　　儒學凝結中華文明精華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孔子與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一樣，開創了一種思想文化的傳統，對世界文明產生深遠影響。但中國文化又有所不同，它有著更為久長的源頭活水。孔子思想不是個人的“無中生有”，而是“述而不作”：孔子不僅繼承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精髓，不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甚至還研究“五帝”之“德”，為其“開創”儒學奠定了堅實基礎。

　　今人談及世界文明，喜用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理論。但這一理論沒有關注到中華文明在孔子、老子以前的漫長發展，沒有論及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何以那樣尊崇古代先王。他們心目中，有對先圣、先王的理解、崇敬、闡釋與繼承。春秋戰國諸子爭鳴的時代以前，中華文明已有漫長的發展歷程，有較高的發展水準。在孔子時代，中華文明已到達成熟期、鼎盛期。

　　學術研究以及考古材料都證實，孔子儒學思想深深扎根于上古文明的土壤，這棵文明大樹的樹干之所以粗壯，是因為它的根扎得很深很牢。不理解孔子儒學的思想來源，不了解上古三代文明的高度發展，很難認識理解孔子思想的深度、高度、寬度及其超越性。只有了解這一點，才能思考孔子學術對中華國學的意義。

　　早在堯舜時代，中華文明已有了“國家”的基本形態。到西周初年，中國建立了完備的禮樂制度，政治體系中的中央權力機構、設官分職原則、刑罰制度、度量衡制度、祭祀制度等已誕生，民本思想、德治體系、倫常觀念等中國文化的重要思想觀念已初步形成。周文化乃是“損益”夏、商文化而來，周公“制禮作樂”，禮樂制度成為人們社會生活的行為規章。周公是周朝禮樂文明的奠基人，孔子所居魯國乃周公封國，魯國文化與周文化一脈相承，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禮樂傳統。春秋末年“禮壞樂崩”之際，孔子收拾遺散，整理詩書禮樂，贊《周易》，作《春秋》，集合周代典章文籍、倫理道德，全面繼承了周代文明成果，從而構建起他的儒學思想體系。

　　孔子整理六經的過程，也是他闡發學說的過程。整理六經，不是簡單的編集，而是一個系統的文明集成。正因如此，他的思想學說才具有超越其所處時代的突出特征。柳詒徵先生說：“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梁漱溟先生說：“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的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國文化又差不多都從孔子那里出來。”孔子站在當時歷史的制高點上，承上啟下，濟古維來，成就了孔子儒學的全體大用。

　　學國學要得其門而入

　　國學是國家之學，也是國人之學；是知識精英之學，也是國民大眾之學。但是，國學宮墻萬仞，博大精深，如果不得其門，難免望而興嘆。學習國學要有抓手，需要得其門而入。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中華經典，承載著中華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價值體系、思維方式，是國學的根基與靈魂。學習傳統經典、走近孔子儒學，是通往國學殿堂的門徑，是走進國學的牢靠抓手。

　　陳寅恪先生曾向夏曾佑先生請教讀書問題，夏曾佑先生說自己已經把書讀完了。在他看來，中國最重要的就是四書五經和《荀子》《老子》《莊子》，這些書最為關鍵，是“中國”的核心典籍。讀了這些書后再讀其它，有利于理解多元的思想。要保持社會人心之正，樹立正確的價值信仰，就一定要習正學，讀正經，不能“索隱行怪”“攻乎異端”。要先讀重要的書，先讀必讀的書。

　　經典是“入道見志之書”，讀經典讓人心中有道。經典承載中華民族所信奉的道術、常理，是中華文明存在的基礎。從個人層面說，人要“志于道”，有目標，不迷茫。儒學教人明德向善，循理而動，遵道而行，這樣才能成為有格局、有境界的人。從社會層面說，孔子儒家追求大同理想，希望選賢與能，人人講信修睦，遵守倫理綱常，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能從“天下”“四方”“人類”的整體利益著眼的民族與個體，深刻理解了自己的文化理想與情懷，就能生發出源源不斷的前進動力。

　　“人能弘道”“道不遠人”，從孝悌出發培養愛與敬。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文化是關于“家”的文化，傳統儒家把孝悌看成“為人之本”，所以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孔子說“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這是中國“至德要道”所在。為人之道要化為行動，孝悌是行動的起點。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人要成長，就要“明明德”，由愛親之孝、敬兄之悌喚醒良知良能。親親而仁人，仁人而愛物，將家庭倫理推衍為社會政治倫理，可推廣愛敬，情滿世界。

　　開放包容，守正創新，以世界視野挺立民族精神。儒學本身具有開放的品格，孔子就不停地向歷史、自然、社會學習。今日弘揚國學，建設時代新文化，也要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改革開放前幾十年，塑造“中國心智”的哲學社會科學，既不是對傳統典籍的傳承，也非立足中國實際的當代研究，而是對西方學術名著經久不息的翻譯、學習、研究和傳授。王學典先生明確指出，這期間形成的“中國心智”是一種“外向型心智”，如果不能改變這一態勢，當代中國學術可能永遠只是西方學術在中國的回響。要改變這一態勢，還是要立足根本，光復中國哲學的原典時代。

　　今天，在弘揚傳統文化的過程中，也有許多或激進冒進，或偏執一隅的做法，存在形式化、表面化、功利化的現象。我們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就要把握中道智慧與中庸學說，執中而行，不偏不倚。要理解把握“內圣外王之道”特性，就要看到它的“道術”特質，有系統思維、整體意識、全局觀念。守正創新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特征，通過溫故而知新，處理“變”與“不變”之間的關系，抓住精髓，把握實質，提升史識，考信釋古，開辟時代文化新境界。(完)

　　專家簡介：

　　楊朝明，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先后擔任曲阜師范大學齊魯學刊編輯、孔子文化學院院長、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孔子研究院院長，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副主任。出版《周公事跡研究》《魯國歷史與文化》《儒家文獻與早期儒學研究》《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孔子家語綜合研究》《儒學精神與中國夢》《論語詮解》《孔子家語通解》《孔子之道與中國信仰》《從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