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12日電 題：中國式現代化如何為全球數字發展提供更優解？

　　作者 劉典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副研究員、數字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專家

　　編者按：

　　現代化，一場跨越數百年、關涉五大洲的全球社會大轉型，貫穿經濟、科技、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給世界帶來巨變。中國，無疑也是這歷史進程中的一部分。

　　經過百年奮斗，中國的現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報告正式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為何是現代化模式的創新？其本質要求究竟為何？為何能打破“歷史終結論”？“東西問”特稿專欄藉此推出“讀懂中國式現代化”專題策劃(二)，將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進行解讀。

　　人類社會正在由前數字時代快速步入數字時代。在這個關鍵轉型期，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已逐漸形成一種新趨勢，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

　　然而，既有的西方現代化中，以市場為主導的數字發展范式面臨多重發展困境，全球數字化發展道路何去何從，成為牽動全球的核心發展問題。對于中國來說，通過中國式現代化突出重圍，實現數字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成為破局當下全球數字發展困境的良機。

　　全球數字變局下的三重挑戰

　　如今，數字化發展逐漸成為全球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各國都在加速推進數字經濟的發展步伐。但在這個時代切換的關鍵路口，新問題也隨之而來。

　　從經濟層面來看，資本集中度快速上升的同時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逐步放緩。經過2008年由美國遍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一個經濟緩慢復蘇的過程。尤其是近幾年，西方國家孕育出大量新商業巨頭和互聯網巨頭，資本集中度大幅上升。與此同時，新經濟業態與傳統經濟業態增速的分化，對數字經濟全球化的平衡發展造成影響，新的經濟治理挑戰成為各國需要共同面對的難題。

　　從社會層面來看，經濟不平等正在加劇社會不同群體的兩極分化。在努力“做大”經濟“蛋糕”的同時，由于缺乏有效干預和監管，市場的不平等競爭和財富分配問題引起擔憂，也使全球范圍內的經濟不平等問題愈發嚴重。在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少數人掌握更多的財富和資源，攫取大量利益；在國際層面，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國際價值鏈下游部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科技鴻溝和財富差距不斷擴大。

　　從政治層面來看，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現象已影響各國政治安全。在西方的全球化進程中，由于市場主導的分配機制的結構性錯配，加劇了社會的政治極化問題。前數字時代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收益被少部分高收入階層和資本所有者攫取，中低收入階層沒有分享到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收益，造成收入不平等快速上升。近年來，除了貧富分化，隨之而來的更有政治、社會的極端化思潮。社會和市場資產擁有權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進而激發關于技術性失業、隱私安全、分配不公等社會焦慮。

　　可見，在西方發展范式之下，幾十年的市場發展雖然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和商業創新，但卻將其塑造為有利于資本擴張的規則，甚至帶來了更多社會問題。原有市場主導的西方發展范式走到數字時代的十字路口，陷入了“不知向何處去”的發展困境。

　　中國式現代化蘊含數字時代變局的可能解法

　　面對政治、經濟和社會挑戰，中國式現代化有利于創造新的發展紅利，為時代變局提供一種可能解法。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既在探索一條基于數據要素發展規律、適應生產關系變革趨勢的數字經濟發展路徑，也在尋求建設更加公平合理、帶動社會整體發展的數字經濟分配制度，統籌安全與發展，實現數字經濟發展范式的協調。

　　首先，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和市場體量帶來海量的數據紅利。由于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形成了龐大的互聯網用戶集群，激活了超大規模的市場潛力，在海量數據基礎之上，中國能創造出以數據為基本要素的大量新經濟形態，足以支撐中國經濟在未來數字化進程當中創造若干家引領全球的巨型企業，帶動數字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巨大的人口規模和市場體量又提供了有利于數字經濟發展的豐富應用場景，創造了巨大的數字價值，來自各行業的應用場景開創了人類經濟發展的新空間，展現巨大的發展潛力，也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優勢。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著力于實現包容性發展，促進社會公平。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目標中，實現共同富裕要求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要兼具創造財富和共享財富，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具體來看，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高度重視在金融、經濟領域的普惠性發展，致力于彌合地區間發展不均衡和數字鴻溝問題，注重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同步進行。因此，在面對如何持續帶動生產力提升和社會的整體進步這兩個重大問題時，中國講求充分利用海量的數據要素，推動生產力持續提升，同時實現良好的數字治理，使其跟上生產力進步，有效緩解財富分配和兩極分化問題。

　　最后，中國致力于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數字文明形態構建，不只有經濟內容的物質文明建設，還應推動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協調發展，這一邏輯貫穿于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中國的整體布局之中。過去，各國更注重數字化對物質經濟增長的作用，忽視了精神文明的需要，正是西方現代化以資本為中心的發展模式。相比之下，中國式現代化以人為本，注重人的精神文明發展，更注重提升人民思想覺悟、道德水準、文明素養和全社會文明程度，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進一步促進數字社會健康、有序發展。

　　創造數字時代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七次峰會上，習近平主席指出，“各國應該攜手推動數字時代互聯互通，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全民數字技能和素養，尤其要幫助發展中國家和弱勢群體融入數字化浪潮，努力消除數字鴻溝”，“中方愿繼續同二十國集團成員合作，攜手構建普惠平衡、協調包容、合作共贏、共同繁榮的全球數字經濟格局。”中國式現代化致力于創造數字時代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并始終貫穿于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模式之中，對數字時代的普遍困境和既有發展范式的問題進行反思，在實踐中超越，對文明范式進行創新和再協調。

　　面對全球數字經濟發展難題，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中國智慧。一方面，中國數字化發展促進“數實融合”，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刺激現有市場的需求，為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注入源源活力。另一方面，中國在數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緩解了市場與社會之間的矛盾，推動共同富裕的數字經濟發展模式，以數字技術治理數字經濟，做到真正的“對癥下藥”。在這一背景之下，中國發揮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引導數字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新紅利能夠轉變為可共享的社會價值，實現共同發展。

　　時代變局之下，中國式現代化將創造數字時代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以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為要求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依托數字技術所帶來的重要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變革，創新思想、激發智慧、優化治理、建設文明。面對時代變局，中國在文明范式上進行創新和再協調，致力于打造數字化的國家治理新模式，在全球市場重構過程中展現出的中國經濟發展新特色、新理論和新實踐，充分體現了中國高質量發展的現代化道路的獨特性和大國擔當。數字時代之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藍圖為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帶來新的可能性。(完)

　　作者簡介：

　　劉典，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副研究員。兼任工信部工業和信息化法治戰略與管理重點實驗室研究員、北京科技創新中心研究基地研究員等。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數字經濟治理、數字貨幣、網絡與數據治理，國際政治經濟學等。在《中國金融》《文化縱橫》《學術論壇》等核心期刊發表十多篇研究論文，在《光明日報》《經濟日報》《解放軍報》《學習時報》等數十家權威紙媒發表近百篇評論文章。承擔中央有關部委及北京市首都高端智庫決策咨詢研究課題，部分政策研究成果獲重要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