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13日電 題：中國式現代化能給全球化帶來什么？

　　——專訪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

　　中新社記者 李曉喻

　　隨著烏克蘭危機不斷升級，經濟全球化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貿組織在內的多個國際組織和機構都在警示全球經濟分裂態勢，認為這會對各國增長前景造成重大影響。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將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球化將有何走向與前景，中國式現代化能給全球化帶來什么？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怎么看經濟全球化當前所處的階段和狀態？

　　鄭永年：現在的經濟全球化和1980年至2008年那段時間的經濟全球化確實有很大差異。當時的經濟全球化屬于“超級全球化”，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能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而且這個自由程度相當高，因此創造了海量的社會財富。但是現在，由于疫情和烏克蘭危機的影響，要素流通的范圍和層次都在不斷下降，出現了所謂的“逆全球化”。但逆全球化不等于沒有全球化，只是意味著全球化變得比較有限，是“有限的全球化”。

　　對這種調整，我認為不必過于悲觀。第一，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全球化不是一個線性發展的過程，而是有起伏有周期的。1875年至1914年，經濟全球化程度非常高；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全球化受到沉重打擊；二戰結束后又開始迅猛發展，從歐美擴散到日本，再到“亞洲四小龍”，等等。但是受冷戰影響，那個時期的全球化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只是半個地球的“全球化”。直到冷戰結束后，才出現了真正覆蓋全球、大多數國家都深度參與的“全球化”。所以拉長視角來看，“有限的全球化”不代表全球化的終結。

　　第二，目前全球化確實遇到很多問題，最主要的就是兩個不平等，即一國內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財富分配不公，以及不同國家之間貧富差距拉大，全球化創造的巨額財富被少數國家、少數人所掌握。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化按以前那個模式很難再走下去了，出現調整是很正常的，也是有必要的?，F在西方國家特別是歐美，急需進行調整，保證基本的社會公平。

　　中新社記者：現在有很多機構認為，隨著烏克蘭危機持續，世界可能分裂成幾個不同的經濟集團。您對此怎么看？

　　鄭永年：這種擔心不無道理。從地緣政治來說，目前西方一些反華勢力確實在刻意塑造“一個世界兩個中心”的世界格局，即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權力中心，和一個以中國和俄羅斯為中心的權力中心。隨著地緣政治兩極化，世界經濟格局自然也會兩極化，演變成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體系，和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體系。當然現在還沒到這個程度，但趨勢確實是存在的。

　　但我對這個問題是比較樂觀的。第一，美國想復制冷戰時期那種“一個世界兩個中心”的做法，是不會成功的。美國本意是想利用烏克蘭危機實現歐洲國家內部的團結，以及歐洲和美國的團結，現在看來都失敗了。由于能源危機，歐洲現在分裂的趨勢遠遠大于團結。再者，烏克蘭危機大部分的經濟后果都由歐洲國家承擔，美國坐收漁利，所以歐洲和美國的團結也沒有實現。

　　另外，美國這種兩極化策略，在印太地區也不成功。作為注重獨立自主決策的國家，印度一直沒有完全倒向美國，它在如何處理與俄羅斯、與中國關系上有自己的主張，絕不會成為美國的附庸。至于東盟國家，同樣也不愿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不贊成“一個世界兩個中心”。而沒有東盟國家的配合和支持，美國要在亞洲將世界兩極化，是實現不了的。

　　第二，中國不是蘇聯。過去40多年來，中國是在開放的環境中發展起來的，中國經濟本身就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與世界經濟互相掛鉤、互相嵌入、互相依賴，而非當年蘇聯那樣是一個比較封閉的體系。而且，中國也不會像蘇聯搞兩極爭霸。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西方要搞“一個世界兩個市場”，是很難的。

　　總的來說，西方在地緣政治上搞“一個世界兩個中心”，經濟上搞“一個世界兩個市場”，很吃力，也注定會失敗。

　　中新社記者：您剛才提到現在是處于“有限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有哪些新特征？或者說您認為全球化應該進行哪些調整以便更好推進？

　　鄭永年：第一，“弱政府”要向“強政府”轉變。歐美在全球化浪潮中之所以遇到很多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太弱了，沒有能力調節好收入分配，更好實現社會公平。因此應該強化政府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和作用，不能讓全球化被少數跨國公司壟斷。政府在處理收入分配、維護國家經濟主權方面的能力越強，全球化就越可持續。

　　第二，我想強調，不能只從西方的視角來看待全球化，而要從全球的視角去看，要看到全球化出現了新的推動力。比如中國近年來推進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是旨在提高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發展能力的。按這個路徑走下去的話，發展中國家會成為全球化新的主角，全球化將獲得新的發展動力。

　　中新社記者：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您認為對中國來說，當前應該怎么做，讓全球化得到更好推進？

　　鄭永年：我認為作為一個大國，中國應當更加注重包容性，致力于共同發展。如果你自己發展得很好，但其他國家發展不起來，這個世界將是不穩定的。只有讓多數國家都得到充分的發展，中國才能發展得更好，全球化才能有更好的前景。

　　中國需要進一步切實擴大開放。只要中國保持開放，讓全球資本持續流入，就會使那些要塑造“一個世界兩個市場”，與中國“脫鉤”的企圖無法實現。

　　中新社記者：中共二十大報告系統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您認為這對解決全球化遇到的問題有何意義？

　　鄭永年：我認為，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就是要做到物質、人與制度這三大層面的現代化的協調發展。只有推進全方位的、均衡的，而不是單向度的現代化，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實際上是以中國的方式來應對世界所有國家都面臨的問題。例如，美國正是因為沒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情況下催生出了民粹主義。全球化也正是因為一個國家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之間，不同國家之間的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日益嚴重，才急需調整。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認為中國方案是有全球性意義的，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結合。如果中國的道路能夠解決全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也將有助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完)

　　專家簡介：

　　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Springer-Nature) ARPE學術期刊(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編、羅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國政策叢書》(China Policy Series)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World Scientific)《當代中國研究叢書》(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編。

　　獲中國北京大學法學學士(1985)、法學碩士(1988)、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碩士(1992)、博士(1995)。歷任中國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系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資深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所長。曾任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研究員。主要從事國際關系、外交政策、中美關系、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系研究。近年來，先后出版和主編著作近百部，其中英文專著10余部。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