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12日電 題：許國璋：被“許國璋英語”遮蔽的哲人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鮑安琪

　　許國璋這個名字太響亮了，響亮到似乎在英國英語、美國英語之外中國還有一種英語叫“許國璋英語”。而他自己最不愿意被人定義為“英語專家”。他說，英語不是學問，是工具。英語學得好就是學問，那英國美國街上走的都是學問家了？“外人只知我是英語教育家。其實我自認我首先是語言哲學家。我是個哲人。”他說。

　　“許國璋英語”

　　“許國璋英語”起源于1961年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寫工作。英語專業教材1-4冊由北京外國語學院編寫，許國璋任主編。

　　許國璋從不把文章拿來就用，每篇都經過反復修改潤色，無不帶有鮮明的“許國璋特色”。冰心之女吳冰曾寫道，北外英語系都知道他“語不驚人死不休”，他認為中外學者的英文都有可改進之處。1962年，8冊《英語》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新中國第一套自編的重要英語教材。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周流溪1964年考入暨南大學外語系，上課用的就是許國璋主編的《英語》第一冊。

　　“文革”結束后，英語專業面臨無大綱、無計劃、無教材的局面。《英語》的修訂再版被提上日程。商務印書館外語室編輯朱原參加了組織工作。他向記者回憶，當時商務印書館在西郊一個“闊氣”的飯店里租下兩間房子。許國璋就在那里主持62版前四冊的修訂。這套教材改編重印后，不僅大學英語專業，很多大學的公共英語課和社會上的英語補習班也都在用，一時洛陽紙貴。

　　1979年，陳原復出，調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總經理。一個飛雪的冬日早晨，他去上班，見大樓門前排著長隊，從王府井一直拐進燈市西口。他問隊伍中一個青年排隊買什么書，對方說買“許國璋英語”，明天電臺開播，生怕買不到。隨著自學考試興起，“許國璋英語”銷量越來越大，到20世紀80年代末，年銷售量已達30萬冊。

　　教材每一課后面都有注解，朱原曾經向許國璋建議，這些注解能不能做個索引，方便讀者查閱；張道真出過一本英語語法，也做過索引。結果許國璋說“你怎么拿我跟他相比”。朱原感嘆，許國璋學問很厲害，人也太高傲了。

　　新編許國璋英語

　　20世紀90年代初，北外所屬的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簡稱外研社)急需一些重磅圖書。時任外研社常務副社長李朋義三番五次懇求許國璋，希望他能支持本校出版社，將《英語》放在外研社出版。

　　后來擔任外研社社長和北外副校長的李朋義告訴記者，讀書時他沒有上過許國璋的課，但常去聽他的講座。許國璋有一句名言：“Do not come to my lecture without knowing ten thousand words”(沒有一萬詞匯量不要來聽我的講座)。

　　1980年，國家通過了《高校英語專業基礎階段英語教學大綱》，同年全國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材編審委員會成立。許國璋任副主任委員兼英語組組長。當時李朋義北外畢業留校分在外研社，兼做編委會北方辦公室秘書。

　　對李朋義的請求，許國璋很猶豫，但表示愿意將正在編寫的《新編許國璋英語》交由外研社出版。新編教材周期太長，李朋義建議，可在《英語》每一章節前加“導學”，后附“自學輔導”，這樣就與原版有了區別。

　　許國璋親自找商務印書館協商。他說：“外研社是我任教大學的出版社，現在需要我的支持。再說，別人是養兒防老，我是要出書防老。”商務印書館表示理解和支持。

　　1992年，《許國璋<英語>》由外研社出版。當年外研社利潤就增長幾百萬元人民幣，出版十年發行量達700萬套，使外研社迅速提高了知名度和影響力。

　　1993年，許國璋花費六年、幾易其稿編寫的《新編許國璋英語》由外研社出版。他在自序中寫道，此前他主編的《英語》盡管暢銷，但時代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編教材自然也應具有面向世界的特點，以傳播文化信息為重。

　　他寫的導學都很有個性。如第二冊第二課《新加坡》，他寫道：新加坡在世界經濟上的重要性絕不僅僅是一個轉口港，它的立國一靠穩定，二靠科技，三靠遠見卓識的政治家。

　　每一課的背景知識解析尤能體現許國璋的寬闊視野。他指出，high-rise(高樓)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流行的詞，原有的multi-storey building、skyscraper現已不常用；access(通道)是現代英語的時髦詞；hopefully(希望能夠成為)是英語中近30年來時興的用語，用于口語文體，“保守的文章家拒用之”。

　　《新編許國璋英語》一二冊出版后，發行了20多萬套。1993年下半年后，許國璋身體不適，加之銷路也不如“許國璋英語”好，后兩冊沒有再編寫出版。

　　“I put my heart and soul into it”

　　許國璋曾說，“許國璋英語”大行其道只表明英語界的落后，他的旨趣已轉向語言哲學。1984年末，69歲的他卸下北外英語系主任之職，組建外國語言研究所并任所長，同時任北外學報《外語教學與研究》主編，“I put my heart and soul into it”(我把整個身心投入了進去)。許國璋為《外語教學與研究》撰寫了多篇論文和書評，還有18篇帶著濃厚“許氏印記”的“編者的話”。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在4月的“編者的話”中，許國璋以一位語言學家的視角，盛贊南方談話證明了語言的力量“大得驚人”，并能“收言后之果”，即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他提出，在這樣的新形勢下，中國外語界要自省自強。

　　許國璋多次說，大學中文系和外文系要打通，中文系不要只講訓詁、音韻、漢語語法，外文系不要只講外國語言學派的論點，把自己局限于小天地之內。他身體力行，為弄通《說文解字》，老老實實上講習班。他說要挑戰語言學家喬姆斯基。發表研究論文《<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從<說文解字>的前序看許慎的語言哲學》后，他頗以為傲，認為這是beat them on their own ground(即英語學界在漢語學界的主場擊敗了他們)。

　　曾任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的沈家煊告訴記者，很多人對《馬氏文通》不以為然，認為其最多是對拉丁語法的模仿，唯許國璋經認真研究后認為，馬氏不是模仿者而是一位偉大的原創者，“文通一詞，不妨就解作普世語法”。沈家煊說，這樣的驚人之語一般人可能難以接受，但確實點出了《馬氏文通》為常人所忽視的普世語法觀。

　　《外語教學與研究》編輯部一度動蕩。1992年底的一天晚上，許國璋把王克非叫到家中，在談完編刊的事情后突然對他說：“克非，我要你答應我，不要離開我們這個刊物。”王克非鄭重答應了。他從小腿有病殘，參加1977年高考和之后五次研究生考試體檢均未過關，而許國璋看中他的研究能力，力排眾議將他錄取為自己的碩博研究生。守著對許國璋的承諾，如今他已在《外語教學與研究》工作30多年，擔任主編22年。

　　“一老二公”

　　英語界都知道，北外曾有“一老二公”。一老，即許國璋；二公，即王佐良、周玨良。三人同出一門，是清華大學外文系同班同學。許國璋是1936年秋從上海交大轉學到清華外文系的。同班李賦寧很快發現，許國璋英語水平高出同學，德語能讀懂歌德的散文原文，學法語后很快能讀懂莫里哀和巴爾扎克，能用法文寫讀書筆記。四年級時，葉公超教翻譯課，讓學生翻譯《史記·項羽本紀》，他對許國璋的譯文最滿意，認為頗似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文筆。

　　北外英語系50級的莊繹傳告訴記者，許國璋的發音是標準牛津音，說起話來句子很長，喜歡用復句，一個套一個，學生們知道無法模仿，只能深深地佩服。

　　許國璋常說，自己教學生，不是“英語教學”，是“英語教育”，是以英語為工具來學習文化，認識世界，培育心智。在吳冰眼里，許國璋和她母親冰心那一代老知識分子一樣，總是時刻記著自己是個通曉外語的中國文化人。

　　許國璋曾說，只有讀大書，才能做大學問。周流溪記得，許國璋對英語語法“大書”們都有個許氏一字評語：斯維特的書是pioneering(開山有功)，克魯辛加和樸茨瑪是schoolmasterly(學究風格)，葉斯泊森是versatile(無所不備)，寇姆是austere(嚴謹質樸)，贊德沃特是elegant(簡潔流暢)，夸克的著述taxonomic(類例精當)。

　　許國璋說，要迎接知識的挑戰就要閱讀。他的閱讀習慣始于中學。1932年淞滬抗戰時期，在蘇州讀中學的他回到上海家中，無處可去，只能看書，開始讀《莎士比亞戲劇故事》。

　　在清華和西南聯大學習期間，他遇到很多好老師。他曾為《英語世界》雜志撰文《Yes，such inspired scenes did exist》(是的，這樣神為之馳的場面確實存在過)。在文中，他回憶起1937年秋到1938年春在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的前身)的情景。

　　他寫道，南岳山上有白龍潭，潭背大石壁，山水下瀉。過潭，山凹處，有房幾十間，磚木結構，前有草地，可容一二百人，就是文學院上課之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