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三)之三：龍安志：西方社會對中國文明存在哪些誤讀？

　　中新社北京2月23日電 題：西方社會對中國文明存在哪些誤讀？

　　——專訪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家龍安志

　　中新社記者 吳旭

　　“當時海外媒體報道的總是十年前的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們在報六十年代，九十年代還在報道七八十年代。”美國作家龍安志(Laurence Brahm)回憶起40年前初到中國的感受時說，當時的中國與他此前了解的并不一樣，那時就決定要努力把親眼所見的中國記錄下來。40年來，龍安志的“中國故事”涉獵很廣，他到過很多地方，采訪過很多人。在他看來，外國人寫中國，終究要回到寫這樣一群人，寫他們的制度、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文化。

　　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龍安志感慨于中國40年來的發展變遷，表示希望通過自己創作的“尋找中國”系列作品，將中國歷史中沉淀的優秀傳統文化傳遞給更多西方讀者，打破文化藩籬，實現更好溝通。

　　以下是采訪實錄摘要：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東西方文化本質差異是什么？

　　龍安志：東西方的價值觀差異很大程度上是由思維方式不同引起的。西方的思維方式建立在二元對立基礎上，亞洲哲學則尋求非二元性。

　　西方社會中，都是關于對立、兩極分化、排斥、驅逐和沖突的意識形態。在西方思想中，只有黑與白、對與錯、好與壞、人與自然、他們與我們等等。這種二元性或者雙重性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很多方面。

　　亞洲哲學尋求和諧、平衡和集體意識，并且深刻認識到人類不能戰勝自然，只是作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存在。我們看到，在漢語文化中，有“陰”“陽”的概念。在東南亞、南亞一些國家，也都有這對概念。《三十六計》中說“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這些都試圖解釋事物間并非二元對立，而是作為一個統一體，相互聯系、互動和協同。強調不要單方面判斷和拒絕，要擁護和發展多邊關系，尋求共識。

　　這些古老的亞洲哲學思想相互借鑒、融合，被古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連接在一起，不僅為貿易服務，也為思想交流。然而，在現代社會，人們逐漸失去與哲學和價值觀的聯系，這些哲學和價值觀在許多方面都比我們的現代成就更深奧復雜。現在，是時候找到我們的根源，讓這些傳統回歸，因為它們可以指明未來的道路。

　　中新社記者：西方社會對中國文明存在哪些誤讀嗎？

　　龍安志：在我早期創作的《尋找香格里拉》等作品中，我穿越了中國西部偏遠地區，尋找中國尊重自然、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核心文化價值觀。在快速發展的競爭中，因為很多在大城市里感受不到，所以我去了農村地區、民族地區，尋找這些純粹形式的價值。

　　今天，我看到中國文化和傳統價值觀的復興，尤其在許多年輕人身上。就像如果根很深，那么任何風暴都不能吹倒一棵樹。但如果樹根很淺，這棵樹在暴風雨中就很脆弱。同樣，源遠流長、傳統的價值觀在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恢復能力方面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要了解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就要看看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的核心支柱。道家要求適應突發變化和自然之力，佛教思維意味著要同時看到過去、現在和未來，任何事物的實質取決于看待它的角度，從而將消極變為積極；儒家思想賦予了中國人應對任何情況和危機的組織能力，能夠充分利用組織的寬度和廣度來應對所有情況和危機。這是所有中國人“集體潛意識”中始終存在的三個方面，也是西方國家的人所沒有的韌性。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中國的發展變化為東西方文明共存帶來哪些挑戰和機遇？

　　龍安志：我在中國生活的40多年中，中國為克服挑戰進行了許多改革，制定了很多政策，我都觀察并參與其中。面對危機或挑戰，中國人民始終如一地團結合作，政府精心協調相關政策。經驗一次次證明，中國領導人能以清晰理性的頭腦應對危機。人民與政府協同合作、共克難關，似乎已深植于雙方潛意識。

　　中文的“危機”一詞包含兩個漢字：“危”代表“危險”，“機”代表機會。中國歷史上，這個國家和人民對每次危機和挑戰都做出了回應。他們團結一心、共同應對，戰勝了“危”。更重要的是，他們每次都轉“危”為“機”，實現重建、增長和進一步發展。

　　過去四十年，中國面對消除貧困、促進教育和發展經濟的艱巨挑戰，取得空前成就。到今天，中國已完全消除絕對貧困，成為經濟增長與國家發展的典范。中國通過生態文明建設來應對污染和氣候危機，已成為可再生能源和綠色金融的全球領導者。中國還重視智能化基礎設施，借此實現商業互聯互通，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已將許多發展中國家聚集在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中。

　　此外，還要特別提及政府快速應對危機的能力。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其組織機構從基層延續到政府核心。這種政府組織體系強大而有韌性，它建立在中國人民的共同特征上，這些特征已成為其文化和應對危機的固有組成部分。這些文化因素使中國人民面對危機時具有韌性和反應能力，將每次危機轉化為新機遇，此次新冠疫情也是如此。危機過后就是重建，中國將在各個層面進入醫療衛生改革、社區保健服務、技術研究發展的新時代。

　　中新社記者：您創作“尋找中國”系列作品記錄了許多中國故事，在您看來，中美該怎樣文明交流互鑒？

　　龍安志：中美關系似乎有一個古老的公式。1972年，“乒乓外交”開啟了尼克松總統訪華的大門，并為中美建交繪制了藍圖。在當時世界環境相當復雜的情況下，這是相當簡單和直接的。一支美國乒乓運動隊來了，同中國的乒乓球隊比賽。一場關于體育的談話開始了，隨后是善意交流。

　　當今形勢復雜多變，也許我們需要一種新形式的“乒乓外交”。毫無疑問，文化和體育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基礎。比如每個人都喜歡李小龍或成龍的電影。綜合格斗和終極格斗現在在美國非常流行，許多真正偉大拳擊手的成長都來自武術傳統。眾所周知，綜合格斗的概念始于李小龍，他選擇并結合了不同傳統，其在電影《龍爭虎斗》中著名的打斗場景為綜合格斗奠定了基礎。

　　世界各地的人轉向功夫和武術，不是為了打架，而是為中國文化精神，堅持不懈，堅韌不拔，尊重和和諧。在許多弱勢群體和少數群體的心目中，功夫是正義和反抗不公的象征，蘊含了中國傳統功夫所表達的價值觀。

　　最近，我有幸擔任《尋找功夫》紀錄片的導演。這部電影探索了武術的起源，把我和電影團隊帶回到少林寺傳說開始的地方。通過考察中國武術傳統遺產，我們認識到，武術不在于戰斗而在于奮斗，武術中有一些內在的重要價值觀，包括堅韌、忠誠、尊重、與自然和諧共處、平衡、中道、務實、順勢而為、空和非暴力。重要的是，我認為武術不應被翻譯成“武術”。“武”字由兩部分組成，“止”(意為“停止”)和“戈”(意為“武器”)，因此，“武術”應被準確地翻譯為“非暴力藝術”。

　　一切的核心是非暴力。發生沖突是不值得的，因為無人會從中受益。因此，如果美國真的堅持馬丁·路德·金曾經主張的非暴力主義，那么通過功夫，中美之間應有很多東西可談，可以開始積極的對話。如果美國國會議員每天早上都練習太極，可能世界上的許多問題都可以避免。一名武術家，既要接受打斗技巧的訓練，又要接受文化方面的心理管理和情緒控制訓練，他是最后一個挑起戰斗的人，也是第一個避免戰斗的人。

　　功夫體現出的文化價值應該被當作一種“共同價值”。希望這種精神能夠為中美之間的對話提供幫助。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忠誠和尊重。不同國家和政黨之間需要學會相互尊重，而不是在每個問題上都盲目對抗。防止誤入歧途，陷入難以駕馭的極端，不僅適用于個人信念，同樣適用于政治姿態。(完)

　　受訪者簡介：

　　龍安志(Laurence Brahm)，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家、全球化智庫(CCG)高級研究員。龍安志在華生活工作40年，創作出版《大開放：美國人親歷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世紀》等30多部作品，由他導演的多部紀錄片屢獲國際殊榮。2019年度中國政府友誼獎、第十五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獲得者。他用中西文化比較的視角，闡釋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變革，描述中國社會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為世界各國思考、探索和平衡未來全球治理新模式提供了寶貴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