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大衛·弗格森：如何向西方準確傳遞中國政治話語？

　　中新社北京2月17日電 題：大衛·弗格森：如何向西方準確傳遞中國政治話語？

　　作者 陳婧涵

　　將“加強黨的建設”直譯為“Party Building”，是否會讓外國人誤認為中國在推介“派對場地”？西方掌控國際話語權的大環境下，如何展現中國的真實面貌、國家精神，將中國聲音準確、有效地傳遞給外國受眾？應對西方媒體的污名化，采取哪些做法是有效的？

　　中國外文局資深英文編審大衛·弗格森(David W. Ferguson)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結合其十余年來從事中國政治話語英譯審校工作和對外傳播工作的親身經歷，對上述問題作出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西方國家對中國事務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但這一過程中也伴隨著曲解、誤解。為何中國的相關信息時常遭到誤解？

　　大衛·弗格森：將西方的行為稱作“誤解”是不對的。

　　誤解能通過提供事實和解釋得到解決。中國正身處西方媒體和政客有意展開的一場歪曲和污名化的運動當中，其目的就是敵對中國。這場運動源起于美國政客和媒體的鼓動。盡管從歷史角度來看，美國坐擁全球領先地位的時間相對較短，但面對中國的快速發展，美國的反應就是要采取迅猛攻擊，摧毀它所認為的“中國威脅”，而不是尋求和解與合作。其他西方國家則是跟在美國之后。在涉華議題上，部分西方媒體并未呈現真實的情況。

　　中國需要認識到，想要解決這一問題，給出更好的解釋是無用的。操控這場運動的美國等西方國家不想要中國展現出真實模樣，并且他們能夠封鎖以及歪曲中方的信息，因為國際話語權就掌握在他們手中。

　　中新社記者：如您所言，部分西方媒體經常會對中國政治話語進行“誤譯、亂譯、惡譯”。在應對這種刻意對華曲解時，采取哪些做法是有效的？

　　大衛·弗格森：在明白西方媒體正在國際舞臺上開展行動，故意歪曲和污名化中國這一事實后，我認為應對這一局面的最好辦法就是增加對非正式話語，也就是對軟實力的建構，直接與英語受眾溝通。

　　比如，中國可以通過電影同西方民眾直接溝通，電影能夠直達受眾，無需遭受政客和媒體的歪曲。中國能拍出主題非常宏大的電影，獻禮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的《我和我的祖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應繼續將官方發聲作為其正式話語，同時也應推廣非正式話語，從情感的層面讓西方民眾獲得共鳴。

　　中新社記者：面對對中國不甚了解的外國受眾，怎樣讓他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政治話語？將中國政策及相關概念傳播出去的難點在哪？

　　大衛·弗格森：跨語言的翻譯政治話語傳播，最重要的是傳遞信息，而不只是翻譯文本。

　　比如，中國政治話語中常出現“科學”這個詞，它一般被直譯成“science”(英文中“科學”的名詞)或是“scientific”(英文中“科學”的形容詞)。但在英文中，“science”這個詞是指自然科學，中國政治話語中的“科學”顯然不是這個意思。對“科學發展觀”的翻譯就很值得探討。“科學發展觀”是中國發展戰略中的一個重大調整，是從單純的經濟發展轉型到一個將經濟、社會、環境等因素綜合考慮的協同發展戰略，但若譯作“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就難以精準表達這一戰略的真正含義，外國人聽了會覺得這是一項技術項目，是關于物理化學的。這就使得中國失去了將一項重大戰略調整真實準確傳達給世界的機會。

　　中國的很多政治話語是概念化的、抽象的，因此需要譯者對其進行解構，將概念之下的具象含義傳達給外國受眾。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翻譯——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這一思想是由一系列發展觀與政策組成的、長期存在并不斷發展的重要思想，翻譯時必須用詞準確，以傳達出其深遠意義。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官方固定譯文，但對“新時代”一詞，最初的譯文是“in the new era”，不過這一譯法可能會讓外國人誤解為“新時代”是由外部力量施加給中國的，中國是在對此做出反應。最終經過謹慎斟酌，大家一致同意將“新時代”譯為“for a new era”：通過將介詞替換為for，以及將定冠詞the替換為不定冠詞a，就能夠準確傳遞出中國是在引領和主導“新時代”，這才是與原文相一致的內涵。

　　相反地，將“加強黨的建設”翻譯成“Party Building”(party取“政黨”義，building取“建設”義)就非常糟糕。“加強黨的建設”是中國政治話語中常提到的，但如果把“Party Building”說給不了解中國政治話語的西方受眾，他們第一反應是你在推介一個能帶孩子去開生日派對的場地(因為party常用義為“派對”，building常用義為“建筑”)。綜上所述，“加強黨的建設”最好被翻譯成“strengthen the party”。

　　中新社記者：對外傳播中國政治話語時，如何讓中國的話語體系轉變為國際化語言？中國政策及相關概念在外譯過程中一般會帶來哪些理解上的偏差？如何避免這種偏差？

　　大衛·弗格森：英語就是國際化語言，因此中國需要讓其話語通過英語得到理解。80年前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曾發表《反對黨八股》，文章中毛澤東對中共的一些寫作風格進行了批判。

　　2005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也曾在“之江新語”專欄發表系列短論，其中也提到好的文風應該是開門見山、直截了當、講完即止，用盡可能少的篇幅，把問題說清、說深、說透，表達出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容。

　　中國政治話語的對外傳播需采納這些忠告。如“兩個堅持”“三個代表”“四個自信”，翻譯成英文就是the Two Upholds，the Three Represents，the Four Confidences，這都讓外國民眾摸不著頭腦，也更無從知曉其重要性和深刻內涵。

　　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理解壁壘的存在，不要再把英文與中文原文保持一致作為重點，而是要將重點放在用英文譯文傳達出外國民眾能夠理解的信息上。最好的辦法就是不斷提醒自己“說英語的人會如何表達這個意思”，而不是糾結于“我們應該如何把中文原文翻譯出來”。

　　中新社記者：如果說翻譯的過程也是一種跨文化交流過程，是否能夠通過中國政治話語外譯，在一定程度上糾正西方對華偏見？

　　大衛·弗格森：在我看來，這些都源自文化差別，無關翻譯，但我認為譯者們需要在傳遞中國政治話語時擔當更加積極的角色。

　　相較于其他翻譯工作，政治話語翻譯更需要體現創造力，因為政治話語本就更艱澀難懂，因此譯者們應當學習如何解析政治話語中傳遞的信息，而不僅僅是翻譯文本本身，甚至還要能進行一些創造性的改寫。這是西方媒體歪曲和污名化中國的大環境下，糾正西方公眾對華偏見的一種方式。(完)

　　受訪者簡介：

　　大衛·弗格森(David W. Ferguson)，中國外文局外文出版社榮譽英文主編，英國籍資深專家，《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二、三卷等領導人著作，《中國共產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偉大實踐》《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中國的全面小康》《中國的民主》等政府白皮書，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等重點圖書英文版翻譯改稿人，榮獲中國政府友誼獎、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