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沈陽1月26日電 題：中華文化憑借什么力量走進世界？

　　——專訪沈陽故宮博物院前院長武斌

　　中新社記者 王景巍

　　在歷史長河中，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和碰撞，都曾給對方深刻刺激和影響，各自發展軌跡也都留有對方的印記。盡管東西方文明在價值硬核上并不相同，但都是人類美和智慧的結晶。數千年來，中華文化憑借什么力量走進世界，并在中西文明交流交往中實現和諧共生？

　　歷史文化學者、沈陽故宮博物院前院長武斌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如何從世界文明的角度認識中華文明，深入理解中華文明賦予世界文明的價值和意義？

　　武斌：中西方從物質領域的交換和交流，發展到藝術、思想、文化層面的交流與共享，中華民族創造的精神文化產品逐漸走進歐洲大陸，成為“公共財產”，成為“世界文化”。對西方來說，東方文化作為一種神秘和神奇的文化想象，是深藏于歷史文化心理深處的一種記憶。正是在深入了解西方歷史文化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回到當年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盛大景象中，才能深入了解中華文明對西方文明的激勵與開發。

　　討論中華文化的世界影響力，要了解到中華文化不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獨自成長的，而是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在與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交流、對話和相互激蕩中成長發展的。作為世界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非常重要、舉足輕重。從本國、本民族之外的角度來認識中華文化，從“他者”視角也就是從世界文明的高度來認識中華文化，必然會更加全面深刻，也更加能了解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據的地位和影響。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化憑借什么力量走進世界，并在中西文明交流交往中實現和諧共生？

　　武斌：一個國家的文化對世界產生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綜合國力。在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史上，出現過幾次非常耀眼的傳播高潮，當時的出現各有其原因和特點，但共同特點和規律是都出現在中國國力強盛、疆域廣大、和平發展的時期。漢、唐形成中國歷史上強盛的大帝國，蒙元更是一個世界性大帝國，歐亞大陸交通大開，而至明清之際，特別是康乾盛世，更達到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后高峰。國力強盛帶動當時社會、文化各領域的創新和進步，由此出現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

　　高勢能文化吸引來自全世界民眾的關注，并主動前來中國學習和了解中華文化，積極向優秀文明靠攏。而從接受方來說，尤其是在本國社會文化發展處在大變革、大動蕩的時期，外來優秀文化更能產生巨大吸引力和影響力。比如，日本經歷過大化革新之后，才逐步從戰爭不斷、經濟落后、文化貧瘠的奴隸制社會過渡到封建制社會。此時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對當時的日本產生了強大吸引力，其主動攝取中國先進文化的意識也越發強烈。

　　中華文化在海外廣泛傳播并產生深遠影響，從中華文化自身來說主要有三點原因：

　　首要，在于中華文化的豐富性。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的智慧，突出表現在豐饒的物產上面，例如絲綢、瓷器、茶葉三大物產極大地影響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從物質到精神，從生產到生活，從政治到藝術，從宗教到民俗，都或多或少、或遠或近，傳播到海外，對世界各民族文化產生各方面影響。

　　其次，在于中華文化的開放性。縱觀幾千年中華文化發展的總趨勢，開放性使中華文化保持一種健全的文化交流態勢、文化傳播和輸入機制，而這正是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主要原因所在。

　　最后，在于中華文化的先進性。在18世紀工業革命以前，中華文化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形態，以耀眼的光芒吸引海外關注。以明清時期為例，歐洲的大思想家伏爾泰、狄德羅、萊布尼茲等人，都對中華文化表現出熱烈的贊許和傾慕之情，認為“中國”是一個令他們向往的“烏托邦”。

　　需要強調的是，能夠大規模傳播到海外并且產生重要影響的往往是先進的文化形態，而不是簡單的文化符號或異國情調式的調劑和消遣。

　　中新社記者：您怎么看中華文化傳播到域外，為其他民族接受并經過創造性轉化進而成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乃至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武斌：中華文化的光輝輻射四方，通過種種直接、間接的途徑，廣泛傳播于世界各地，并創造性轉變為全人類共同財富，促進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進步和繁榮。

　　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顯著位置，首先在于中華文化內在的創造性動力和豐富內涵，以及在各個領域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但是，一種民族文化，無論曾經多么豐富、多么先進、多么偉大、多么輝煌，如果把自己封閉起來，完全與外部世界相隔絕，不與其他民族文化溝通交流，不僅失去發展動力，難以保持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生命力，也不可能獲得世界性的文化價值和文化意義。因此，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顯著地位，更在于中華文化的開放性，在于多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于中華文化在國際上廣泛而持久的傳播和產生的重大影響。

　　我個人認為，中華文化在海外的認知度，包含多方面維度考量：比如海外受眾從哪些方面、哪些渠道了解和認知中華文化，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覆蓋面及觸達率如何，海外受眾對中華文化理解的深入程度如何等。此外，傳播與接受密不可分，傳播的效果取決于接受的結果，文化傳播實際上就是文化接受的過程。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包括理解消化和接受的過程。當然，理解和消化并不等同于全盤接受。以佛教為例，我們接受的佛教也不是印度的原始佛教，而是中國佛教學者在認識和了解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并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中國化佛教。中華文化海外傳播也是這樣，傳播效果取決于海外受眾的接受程度。

　　中新社記者：被歐洲啟蒙思想家看作“理性之光”的中華文化，是如何通過啟蒙運動參與世界文化歷史進程的？中西文化和諧共生是如何實現的，意義何在？

　　武斌：我在剛出版的6卷本400多萬字的《新編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史》中提到一個觀點，即中華文化向海外傳播，是非常廣泛的。所謂“廣泛”，其含義有二：一是指傳播的內容之廣泛；二是指傳播的范圍之廣泛。作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中華文化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獨立思考、獨立勞作，還在于積極主動地開展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大規模地引進和吸收其他民族所創造的優秀文化成就。

　　中華文化從其初創期開始，就具有開放包容、積極開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長的同時也不斷向周邊地區擴展，與其他民族文化接觸、交流和融合。早期如神農、堯、舜南撫交趾，箕子走之朝鮮，周穆王西狩以及后來徐福東渡等故事，說明那時已有中國人把初創期的中華文化向域外傳播出去。隨著中華文化自身的發展、成長和成熟，隨著交通的發達、對外交往的擴大，中華文化向海外傳播的內容更為豐富，傳播的范圍更加廣遠，所產生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大。中華文化向海外傳播的歷史源遠流長，如滔滔江河奔騰不息，數千年沒有中斷，且傳播的范圍日益廣泛，內容日益豐富，影響日益擴大。中華文化向海外傳播的歷史與中華文化的發展史同步，中華文化發展自身歷史的同時也貢獻于人類文明。(完)

　　受訪者簡介：

　　武斌，歷史文化學者、研究員，曾任遼寧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沈陽故宮博物院院長，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副會長、遼寧省文聯副主席等，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數十種，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故宮學與沈陽故宮》《沈陽故宮四百年——一部敘事體的文化史記》《絲綢之路全史》《文明的力量——中華文明的世界影響力》《中華傳統文化傳承史綱》《新編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