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之六：吳根友：“天人合一”觀念何以塑造了今天的中華文明？

　　中新社北京1月9日電 題：吳根友：“天人合一”觀念何以塑造了今天的中華文明？

　　——專訪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吳根友

　　中新社記者 史元豐 羅海兵

　　自古以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要處理的三大重要關系之一。梁漱溟曾論及關于人的三大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際關系，以及人己關系。但現代生態(tài)危機暴發(fā)之前，人與自然的關系并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

　　從歷史角度看，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就是逐步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和建構自然的過程。在中國，“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占主導地位，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主張敬畏自然、順應自然。

　　近日，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武漢大學文明對話高等研究院院長吳根友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闡述為什么說中國對于人與自然的認知，塑造了今天中華文明的根性與底色。

　　中新社記者：“天人合一”作為中國哲學最為重要的思想之一，儒、道、釋等諸家各有闡述，您認為什么是“天人合一”？今天是否有新的闡釋？

　　吳根友：我們今天理解的“天人合一”思想，其主要意思是指人要遵循大自然的規(guī)律，去使用自然的資源。它實際上包含著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以人合天”，即人被動地適應、遵循自然法則，這主要是指游牧、農業(yè)文明時代的“天人合一”。其二是“以天合人”，即充分地利用自然規(guī)律來為人的更好生存服務。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實際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然的人化，即按照人的意志來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資源，以服務人的需求。第二階段是人化的自然，即人全面地遵循自然的法則來改造自然，像今天中國政府倡導的綠色、生態(tài)、可循環(huán)地利用自然資源，造福人類，便是朝向“人化的自然”方向發(fā)展。

　　我們今天大力提倡的“天人合一”的觀念，雖然與中國傳統(tǒng)的“天人合一”思想相關，但主要是在“以天合人”的意義講人與自然的關系。它是在充分利用、并不斷開發(fā)新的綠色科技，以使人類在合乎生態(tài)要求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然資源，不斷提升人類的生活品質。因此，提倡“天人合一”并不是完全聽任自然的盲目力量驅使，而是在生態(tài)科學的思維下充分利用自然規(guī)律，大力發(fā)展綠色科技，以提升全人類的生活品質與生命質量。

　　中新社記者：中國既有對于人與自然的認知，又講“學以成人”，古希臘哲學中也有“know thou-self”的表述。西方有無哲學思想可以對照中國的“天人合一”？

　　吳根友：就漫長的西方哲學史而言，西方當然也有零星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觀念，但從整體上看沒有與中國“天人合一”相似的思想。尤其缺乏在整體上將“自然之天”比擬為一種有靈性的、富有剛健與包容美德的存在。這主要是由其哲學、宗教、現代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決定的。

　　古希臘哲學雖然很豐富，但自然之天并未成為人類要效法的對象，而是需要征服的對象。中世紀基督一千五百余年的思想傳統(tǒng)，完全籠罩在神學的氛圍之中，自然，以及人類生活中自然的血緣關系，都被人神關系所改造而成為附屬性或第二性的東西。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中，自然狀態(tài)成為大多數哲學家需要加以否定的野蠻、原始狀態(tài)，盧梭雖然有限度地肯定了自然狀態(tài)高于文明進程中的私有制之惡，認為自然狀態(tài)中人有自由，但他并不認為自然狀態(tài)是人類需要保持的理想狀態(tài)，明確地指出自然狀態(tài)下的自由也會很快因為暴力而喪失。作為后現代思想潮流的一部分，當代西方的各種生態(tài)主義哲學與綠色環(huán)保組織，有較為系統(tǒng)且激進的尊重自然的觀念，甚至提出“動物權”的觀念，但就其思想的現實性與真理性而言，基本上未能超出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提出的“人化的自然”觀念。

　　如果硬要在西方找到一種與“天人合一”相對應的觀念，我個人認為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提出的“人化的自然”觀念。

　　中新社記者：如放在整個宇宙的背景下看待人類的處境，天、地、人相互聯系，是否超越了地域界限，這能否啟迪人類作為宇宙進程中的積極參與者，肩負關懷自然的責任？

　　吳根友：這個問題比較復雜。簡明地講，可能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認為人類在大自然中太渺小，我們干脆放棄對自然規(guī)律的認識。另一種應該是我們必須提倡的積極態(tài)度，即人類通過知識的積累，不斷地探索自然界的規(guī)律，然后利用自然規(guī)律，從而為人類的恒久存在擔負起對自然環(huán)境的保護工作。

　　傳統(tǒng)中國的儒家思想將人看作是“天地之心”，提倡人類在宇宙中要“參天地、贊化育”，以一種積極的態(tài)度融入宇宙的洪流之中。宋儒陸九淵、明儒王陽明都將宇宙之間的事情看作是我們每個人的份內事情，的確有一種對自然的責任意識。而宋明儒共享的“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的“一體之仁”觀念，可以視之為“天人合一”思想體系中的宇宙?zhèn)惱韺W。這種倫理學如果經過現代的轉化與改造，或許可以變成全球化時代人類共享的倫理情懷。實際上，人對宇宙萬物的責任，即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責任。地球沒有意識，它并不在意有沒有人、生物在她的地表或地底，也不在意是否脫離太陽系軌道。人類如果不關懷地球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其直接的惡果是人類將無法在地球表面生存下去。開發(fā)外太空，移民到其它星球，在可見的未來對于人類而言還只能是一個夢想。

　　中新社記者：西方啟蒙所代表的基本價值與儒家的核心價值是否存在共性？世界各種不同的精神文明能否一起形成對話的文明？

　　吳根友：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發(fā)展出的諸基本價值中，除了抽象的人權觀念，基于原子論基礎上的個人自由觀念之外，其他的平等、博愛、公平、正義等價值觀念，不僅與儒家的核心價值有基本的共性，而且可以相互補充，進而可以豐富現代人類的精神世界。簡潔地講，啟蒙運動發(fā)展出的價值有三個方面可以與儒家的價值共通共存。

　　其一，啟蒙運動針對基督教神學與教會蔑視真實的人類存在狀況而發(fā)展出的人本主義或曰人文主義，與儒家的古典人文主義或民本思想，有著高度的共通性。

　　其二，啟蒙運動提倡知識理性與科學技術對于人類幸福與生活改善的意義，相信大自然有自己的內在秩序。這一點與儒家遵循自然節(jié)候與規(guī)則，敬鬼神而遠之，提倡倫理理性等核心思想有著高度的共通性。

　　其三，啟蒙運動提倡尊重個性、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匹夫不可奪志”“誰非黃帝之子孫”等尊重個人意志與民胞物與的平等精神。啟蒙運動尊重個人的財產權思想，在漢唐直到明清的法律條文中，均有明文規(guī)定個人財產不可侵奪。只是沒有“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一非常強勢的現代資產階級的法律表述。雖然，啟蒙運動發(fā)展出的人權概念、自由的觀念，是對人類文明的一種貢獻，但這些思想的萌芽狀態(tài)在儒家尊重人的道德尊嚴、道家重視個人思想偏好的諸傳統(tǒng)中，可以找到其初始狀態(tài)，并能相互補充的。人權如果不與人的社會責任、義務的觀念相配合，自由如果不與人道德的向善與向上努力結合在一起，都會產生不良的社會后果。

　　就人類各大文明都能接受的“金規(guī)則”而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基本要求，是人類各大文明相互交流、對話的基礎。

　　中新社記者：中國對于人與自然的認知，是否塑造了今天中華文明的根性與底色？

　　吳根友：這是一個好問題！的確如此，傳統(tǒng)中國對于人與自然，特別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塑造了中華文明的根性與底色。概略地講，大體上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說明這一問題。

　　其一，古典中國從西周開始就發(fā)展出了“民本”思想。落后的“小邦周”戰(zhàn)勝當時的文明大國商王朝，靠的就是先進的“重視民命”的政治觀念。西周早期政治文明發(fā)展出的“以德配天”的思想，其核心內容就是要求統(tǒng)治集團的核心人物要像上天一樣的庇護下民。“敬德保民”是“小邦周戰(zhàn)勝大國殷”的先進政治思想武器。

　　其二，《尚書·洪范》篇中對水火木金土“五行”性質與法則的認識、對于雨旸燠寒風等自然天象(庶征)與農業(yè)、畜牧業(yè)關系的認識，以及《禮記》中反復提到的古代山林官員，要求在適當的季節(jié)打獵、砍伐樹木等，都共同體現了中國古代哲人在游牧與農業(yè)文明并行的時代里，較早形成了遵循自然法則的理性思想。

　　其三，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大禹治水的成功，使得上古中國先賢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既采取與自然作合理斗爭的態(tài)度，同時又努力尋找自然的法則，順著自然的法則去掌控自然。大禹成功的治水，實際上既繼承了他父親鯀筑堤攔水的思路與技術，又發(fā)展出疏導水流，使得水順著向下的自然屬性流向低洼地方的新方法。這一處理大洪水的成功經驗應用到人類社會的政治治理上來，就是用系統(tǒng)的禮樂制度來約束人性中的情與欲，同時又用詩樂的藝術形式來陶冶人的性情，實際上也是約束(堵水)與疏導相結合的方法。

　　要而言之，在與自然界打交道，以及人類自身的經驗生活中所逐漸形成的世俗理性態(tài)度，努力協調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相生相克的關系，神道設教，敬鬼神而遠之，以慎終追遠的歷史理性引導人民上對得起列祖列宗，下給子孫后代留有生存與發(fā)展的空間。在“天人合一”思想基座之上，塑造出中華文明具有鮮明的責任與擔當意識，充滿著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的倫理情懷。(完)

　　受訪者簡介：

　　吳根友，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前院長，現為武漢大學文明對話高等研究院院長，人文學部學術委員會主任，教育部重點人文基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主編《比較哲學與比較文化論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