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電 題：應對美簽署涉疆法案，為何中國人權理論必須轉向“出題者”？

　　作者 常健 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

　　美東時間12月23日，美國將所謂“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簽署成法。美國在涉疆問題上屢次借題發揮，這其中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經濟目的。政治上，美國企圖進一步孤立中國，繼續用冷戰思維來對待與自己制度不同的國家；經濟上，企圖壓制、遏制中國的發展。其底層邏輯是，利用諸如人權等任意借口，不斷對中國施壓，切斷中國在經濟上與國際社會供應鏈之間的聯系，以此阻止中國的繼續發展。

　　美國這樣做的政治和經濟意圖是顯而易見的，而且也多次直言不諱地談論其針對中國的意圖。這完全違背國際關系中最基本的行為準則，美國將其國家利益凌駕國際社會共同利益之上，為維護其霸權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涉疆問題的基本事實非常清晰，根本不存在所謂“種族滅絕”“強迫勞動”，其實質是反恐問題。反觀美國在反恐領域中的種種行動，不僅經常侵犯人權，而且沒有達到預期的反恐效果，與中國在新疆反恐中將保障人權與打擊恐怖主義、暴力極端主義相互結合、相互支持并取得切實可持續的成效形成鮮明對比。美國不僅無視中國卓有成效的反恐成果，而且將其在他國的野蠻行徑美化為維護人權，這完全是顛倒黑白，美式的雙重標準暴露無遺。

　　事實上，“種族滅絕”“強迫勞動”等概念在國際社會中均有公認的標準。美國口中的這些概念完全是根據自身需要任意定義，并不符合公認的國際標準。美國在涉疆問題上一直在給中國“下套”，即把中國拖入其預設的“侵犯人權”的話語框架，以進行一系列所謂的“人權外交”攻勢。從中國近期的一些聲音可以看出，中國已有意識地在進行“框架辨析”和“框架對沖”，重新界定涉疆問題的話語框架。

　　同樣是民主，美國強調票選民主，中國則提出全過程民主。對于人權，美國推行其自由主義人權觀，把自由作為衡量人權發展水平的核心要素；而中國則倡導發展主義人權觀，把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共同發展作為人權發展的最終目的，把人民的滿意感、獲得感、安全感作為檢驗人權的標準。從扶貧到反恐，中國專注于以各種方式切實促進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共同發展，而美國則濫用其“自由主義人權”話語體系以實現話語霸權，誤導外界對中國人權發展的評價。

　　中國人權事業采用比西方更切實的檢驗標準，將人民幸福生活作為最大的人權，將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為重要的檢驗標準。中國正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其人權理論、發展道路和文化已形成自身特點和優勢。結合今年來中國舉辦和參加的一系列國內國際人權活動，可以說，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已開始從“答題者”逐漸向“審題者”和“出題者”轉變。在人權議題的話語權爭奪中，現階段中國正避免落入美國利用其話語霸權所設置的話語圈套，揭示其背后的邏輯預設，并進行批判性反思，建立與實際情境相符合的更合理的話語框架。

　　美國拋出的預設性問題是基于西方自由主義人權理論，它具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和理論局限性，將孤立個人的自由作為最核心的內容，甚至作為人權目的本身。為超越西方自由主義視域的局限，中國學者提出了發展主義人權理論，強調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共同發展比孤立的個人自由更重要，是人權發展更核心、更基本的目的。在實現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共同發展的過程中，各種自由只是條件性、手段性的權利。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局的進程中，各種挑戰和問題都亟須重新解讀和回答，這也為中國人權理論發展提供良機和動力。不同國家的人權理論及其實踐正顯示出不同結果，中美之間在疫情防控措施、結果上的差異，為當今人權理論創新提供了可觀察的研究資源。中國人權理論發展在充分學習、吸收、借鑒古今中外的人權理論和思想的基礎上，正在廣泛總結和汲取人權實踐提供的豐富養分，并進行比較、鑒別和創新。相信未來在自由、人權、民主等研究領域，中國理論界會不斷貢獻自己的智慧。(完)

　　受訪者簡介：

　　常健，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主任，中國人權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領域為人權理論與制度、公共治理與沖突管理。出版《人權的理想·悖論·現實》《當代中國權利規范的轉型》《中國人權保障政策研究》《效率、公平、穩定與政府責任》等學術專著，編寫《歐美哲學通史》(現代哲學卷)《現代領導科學》《公共沖突管理》《領導學教程》《公務員培訓人權用書》《人權知識公民讀本》等教材，擔任《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報告》(藍皮書)副主編、《中國人權在行動》系列叢書主編、《Cross-Cultural Human Rights Review》雜志副主編，在專業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40余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等發表評論和學術文章40余篇。參與多期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和多部政府人權白皮書的起草工作，多次作為中國人權研究會代表團成員參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和邊會并作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