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雷格米：唐玄奘為釋迦牟尼出生地的確定做了什么？

　　中新社北京12月19日電 題：雷格米：唐玄奘為釋迦牟尼出生地的確定做了什么？

　　中新社記者 張晨翼

　　釋迦牟尼作為佛教創始人，在南亞乃至整個人類文化中都有極高地位。釋迦牟尼出生地的確定過程中，玄奘等中國高僧發揮了什么作用？尼泊爾特里布文大學教授雷格米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指出，西行的中國高僧的記述對確定尼泊爾藍毗尼是釋迦牟尼出生地有決定性作用，突顯不同文明交流交往的偉大意義。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古代高僧玄奘、東晉高僧法顯對釋迦牟尼出生地的記述，對后世發掘研究有何作用？

　　雷格米：釋迦牟尼(喬達摩·悉達多)是佛教創始人。根據傳說，迦毗羅衛國凈飯王之妻摩耶夫人在藍毗尼花園里，手扶娑羅樹，在她右腋下誕生釋迦牟尼。

　　佛教在南亞萌芽并發展后，受流行病、戰爭、信仰轉變等因素影響，一些傳說中的定居點和佛教神殿等建筑基本上消失了，包括可以證明釋迦牟尼出生地的阿育王石柱等建筑都被埋藏在地下數百年，不見天日。

　　長久以來，釋迦牟尼出生地在何處成了十分重要且敏感的話題。由于缺乏系統的歷史記錄，當地傳說和禱詞等只能給出模糊概念。研究者們發現，中國古代僧人的記述相對精確，能用作考古發掘的參考。

　　對于釋迦牟尼，西方社會也很感興趣。早在1812年，蘇格蘭學者弗朗西斯·布坎南就調查了印度布爾岡村附近的廢墟以圖尋找到釋迦牟尼出生地。但他沒能參考中國高僧的記述，努力最終折戟。除了發掘考古，蒙哥馬利·馬丁的《東印度》、J.M.萊德利的《法顯和宋云西行記》等相關書籍也在西方受到熱烈歡迎。

　　尼泊爾當時沒有條件以科學方式進行相關考古探索。而英屬東印度公司的英國人和印度人偏愛將印度說成是釋迦牟尼的出生地。19世紀70年代，印度考古調查局進行了一系列關于出生地的考察，類似工作延續至今。

　　多虧了西行的中國高僧們。中國晉朝僧人支僧載在公元350年至375年間到過尼泊爾藍毗尼，他也是到此的第一位被明確記錄的中國僧人。支僧載記述說，阿育王將青金石石柱放在釋迦牟尼出生后最初行走的7步之處。

　　公元403年，中國東晉高僧法顯到達藍毗尼，看到了釋迦牟尼誕生處的娑羅樹和其母用過的水池。他在《佛國記》中指出，“城(迦毗羅衛)東五十里有王園，園名論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舉手攀樹枝東向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王浴太子。身浴處遂作井，及上洗浴池，今眾僧常取飲之”。這段話描述了釋迦牟尼的出生情況。文中的“夫人”指的是摩耶夫人，“太子”是釋迦牟尼。

　　公元636年，中國唐朝高僧玄奘到達藍毗尼。玄奘在《大唐西域記》里記述說，“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花彌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花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臘伐尼林”就是藍毗尼。

　　法顯和玄奘的文字記載，最重要的就是有了明確的方位和距離，給后世留下了具體的研究空間。更值得關注的是，玄奘看到了帶有馬頭形狀的阿育王石柱。當時石柱已經斷裂，一大部分掉落在地上。

　　據此，考古學家聯合當地官員在1896年于藍毗尼挖出一根阿育王石柱，上刻敕文：天佑慈祥王登基二十年，親自來此地朝拜，因為這里是釋迦牟尼佛誕生之地。

　　1997年，釋迦牟尼誕生地藍毗尼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中新社記者：在佛教四大圣地藍毗尼、菩提迦葉、拘尸那迦、鹿野苑中，只有藍毗尼位于尼泊爾，其它三地都在印度。上述發現使尼泊爾獲得了什么？

　　雷格米：釋迦牟尼在藍毗尼出生、于菩提迦葉悟道、在鹿野苑初轉法輪，最終在拘尸那迦涅槃。在這4個圣地中，只有藍毗尼在尼泊爾。釋迦牟尼被神化后，藍毗尼也獲得了神圣的地位，就像基督徒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和穆斯林朝圣的麥加一樣。

　　藍毗尼還是一個主要旅游景點，僅2019年就吸引了近156萬名游客。現在，以藍毗尼摩耶夫人廟為中心的佛教旅游環線已初具規模，影響范圍極廣。

　　在精神方面，釋迦牟尼的精神使尼泊爾人變得很友好。當然，釋迦牟尼并不是尼泊爾人獨享的，他屬于全人類。

　　藍毗尼還使尼泊爾贏得全球佛教修行者的矚目，也成為印度教徒的一個重要參訪地，因為印度教多數教派認為釋迦牟尼是印度教大神毗濕奴的第九個化身。于是印度教也把釋迦牟尼納入了自己的體系。

　　我相信，在一個存在動蕩、戰爭、氣候變化等問題的時代，釋迦牟尼關于愛、和平、寬容的理念更為重要。

　　中新社記者：有觀點認為，古印度文明擁有燦爛的詩篇，也有遠古的法典、豐富的宗教文化，但幾乎沒有史學。釋迦牟尼出生地的確定過程證實了這種觀點嗎？

　　雷格米：的確存在這種現象。如果沒有中國僧人及書籍的支持，釋迦牟尼出生地的確定會非常困難。

　　為何會這樣？比如輪回思想是南亞絕大多數宗教的一個基點：生命會以不同的面貌和形式不斷經歷生死：印度教主張人生輪回，佛教卻認為可以解脫生死輪回。這兩種觀點雖然迥異，但都圍繞“輪回”展開。這種思想本身就導致我們對當下的關注并不強烈，從而疏于記錄。《吠陀經》《往事書》《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等經典著作中雖然有一些歷史和地理方面的記載，但在沒有持續匯編歷史事件的情況下，這些書要么是為主要人物的榮耀而寫，要么是作為對神靈的虔誠吟誦而寫，使得后世很難得出事件的確切位置和時間。

　　對釋迦牟尼的記錄也是如此：阿育王石柱也不是為記錄歷史，它只是充當一個指引，方便大家抵達廟宇。

　　南亞沒有持續且深厚的史學傳統還受客觀條件影響。南亞大陸在歷史上屢受域外力量的攻擊，這不僅導致本土政權更迭頻繁，還經常引發狂熱的拆廟宇、砸雕像、燒毀圖書館等行徑。破壞文化遺址和抹殺歷史總是同步發生，自然不利于歷史典籍的保存與流傳。

　　中新社記者：佛教起源于南亞，后傳入中國等地，并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取得新的發展。玄奘等人的記述又將影響力傳回南亞。您如何評價這種現象？

　　雷格米：佛教是藍毗尼給人類的一份偉大禮物。其中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及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是卓有成效的。佛教在南亞衰落后，釋迦牟尼基本是靠作為印度教大神毗濕奴的第九個化身而得以在宗教文化系統內延續。在中國，佛教與儒家、道家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融合，實現了長期不間斷發展。

　　對尼泊爾而言，中國從來不是一塊陌生土地。在我們的傳說中，釋迦牟尼出生前，文殊菩薩從中國來到尼泊爾。當時加德滿都谷地還是一個大湖泊。文殊菩薩劈開喬巴爾山，讓水泄走，于是加德滿都谷地成為人們繁衍生息的熱土。

　　1967年，聯合國時任秘書長吳丹在藍毗尼朝圣期間，向尼泊爾國王馬亨德拉建議將藍毗尼發展為國際朝圣和旅游中心。如今，藍毗尼建起了規模龐大的圣園，中國、奧地利、韓國、柬埔寨、越南等國家也在此建造了具有各自國家特色的寺廟，蔚為大觀。中國建造的中華寺前院中的玄奘像，仿佛訴說著那時文化交流的艱辛與榮光。

　　不同文明的自然融合，要在相互尊重下實現，從而達到整體進步。否則，就容易導致對抗和戰爭。戰場上的贏家，也會是文明發展史上的輸家。

　　中國和南亞位于喜馬拉雅山脈兩側，共享同一水源、同一片天空。中國和南亞之間的文明交流交往一直是健康的、互利的，堪稱典范。(完)

　　 受訪者簡介：

　　 巴拉穆卡塔·雷格米(Balmukunda Regmi)，尼泊爾特里布文大學學術委員會成員、教授，尼泊爾-中國社會關系學院院長，尼泊爾全國教授協調會副協調員。他是一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時常在尼泊爾各大媒體上發表關于國際合作、脫貧、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