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比利時漢學家馮浩烈：一戰停戰紀念日，為何要永久銘記一戰華工？

　　中新社比利時布魯日11月10日電 題：一戰停戰紀念日，為何要永久銘記一戰華工？

　　中新社記者 德永健

　　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日。1918年的這一天，協約國代表和德國政府代表簽署停戰協定，終結自1914年爆發的慘烈戰爭。

　　1916年至1918年一戰期間，約14萬中國勞工遠渡重洋來到歐洲戰場，在英國、法國等協約國軍隊從事挖戰壕、修工事、筑路橋、救助傷員、掩埋尸體、清理戰場甚至掃雷等艱苦繁重的戰地后勤工作，這一群體，現被研究一戰歷史的學者統稱為一戰華工。

　　一戰華工不是軍人，卻“以鏟代槍”，為協約國贏得一戰勝利乃至戰后重建做出巨大貢獻，其間近兩萬人獻出生命或下落不明；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副總干事、前中國駐比利時大使曲星曾感言，很多華工都是不識字的農民，來到歐洲戰場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幾乎得不到休息，“一個人每天挖一米戰壕，14萬人每天就是140公里；一個人每天只扛一顆炮彈，14萬人每天就是14萬顆炮彈……”，在歐洲戰場關鍵時刻，一戰華工就是戰爭天平上的關鍵砝碼。

　　面對當時積貧積弱的祖國，一戰華工抱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得益于一戰華工的付出，中國能以戰勝國的身份參加1919年的巴黎和會，然而巴黎和會卻沒有以一個戰勝國的身份對待中國，為此一戰華工和中國留學生一道，包圍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駐地，阻止簽署出賣中國利益的《凡爾賽條約》；英軍在比利時舉辦戰勝國運動會，會場上其它戰勝國的旗幟都有，唯獨沒有中國旗幟，受邀參加的一戰華工當即提出抗議。

　　以血肉之軀做出巨大貢獻，一戰華工本應被永久銘記，卻曾被長久輕視甚至遺忘。值此11月11日一戰停戰紀念日到來之際，一戰華工史專家、比利時西弗蘭德大學(位于比利時布魯日)孔子學院外方院長馮浩烈(Philip Vanhaelemeersch)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細述一戰華工貢獻乃至為中歐交流合作留下的寶貴財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西方學界，一戰華工曾經很長一段時間被人遺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馮浩烈：有一個技術原因，就是研究一戰歷史的專家大多不懂中文。其實在法國、比利時等地的一戰遺址，很多地方都有一小塊“中國角”(Chinese Corner)，散落著一戰華工的墓碑，上刻名字、籍貫和個人編號，如果不懂中文，就無從了解這些信息，導致缺失深入研究詳實史料。

　　另一個原因是觀念上的誤區。一戰華工不是軍人，雖然也在戰地，但不在前線直接參戰，屬于戰地后勤人員，很多研究一戰軍事史的專家覺得他們不太重要，沒有把一戰華工納入研究視野。

　　特別是有人把一戰華工視為苦力，覺得他們面孔模糊，只是一個籠統形象，如同在港口碼頭扛包的工人，雖然一些華工也做類似的工作，但很多一戰華工是技術工人，來歐洲之前就掌握了技能，在歐洲戰場能修機器和坦克，更不要說那些有文化、懂外語的隨團翻譯。一戰華工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思想，把他們視為苦力是非常片面和不準確的。

　　中新社記者：現在一戰華工的歷史地位日益得到認可，他們為協約國贏得一戰勝利做出了哪些貢獻？

　　馮浩烈：一戰期間英法等協約國也從印度、埃及、南非等國招募勞工，而從中國招募的勞工約有14萬人，在外籍勞工中位居前列，可以說沒有華工，一戰歷史是不完整的。

　　一戰華工不是軍人，沒有直接參戰，但他們可能每天都在影響戰爭進程。1916年一戰華工來到歐洲戰場時，慘烈戰斗令協約國的兵員嚴重不足，如當年索姆河戰役一天就犧牲好幾萬士兵，華工彌補了協約國急需的人力，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后勤服務。因此西方有觀點認為，如果沒有華工，協約國贏得一戰勝利的時間很可能推后。

　　一戰結束后，由于運力等原因，華工們等了幾個月才得以啟程返鄉，最后一批約是1919年回國，其間他們參與清理戰場等戰后重建，繼續為協約國做出貢獻；當然，有些華工最后留在法國，成為法國最早的中國移民群體。

　　中新社記者：您曾翻譯出版一戰華工顧杏卿的著作《歐戰工作回憶錄》；2018年11月11日，在法國巴黎紀念一戰停戰100周年儀式上，一名華裔女孩恰好用普通話朗讀了顧杏卿在百年前那天所寫的日記，您怎么看這個舉動？

　　馮浩烈：我親身參與了籌備工作。紀念慶典組委會通過法國一位紀錄片導演找到我，想讓代表不同種族的年輕人朗讀與一戰停戰有關的文章，且必須是11月11日停戰當天寫的東西。顧杏卿的回憶錄剛好有一章講停戰，包括停戰當天的日記。我將這部分內容發給了組委會。

　　11月11日慶典當天，我沒去巴黎，而是按計劃與我們孔子學院師生去了歐洲最大的一戰華工墓園——法國濱海努瓦耶勒市的諾萊特華工墓園，與當地華僑華人一起緬懷，其間收到了華裔女孩朗讀顧杏卿日記的現場照片。

　　我當時特別感慨：一邊是巴黎，盛大場合向一戰華工致敬，多數華工其實沒去過巴黎；另一邊是我們在一戰華工墓園緬懷，那天可說是銘記一戰華工極有意義的一天。

　　中新社記者：2017年，您翻譯出版了另一位一戰華工孫干及其后代回憶錄《華工記》；孫干赴歐前是一位私塾先生，有學者認為像孫干這樣有學識的一戰華工，打開了中國人認識世界的一扇窗，您對此怎么看？

　　馮浩烈：翻譯孫干和顧杏卿的回憶錄時，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心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孫干在工作之余常去法國的小學觀摩旁聽，記錄了很多課堂細節；顧杏卿在回憶錄中寫了很多生活小事，比如比利時人怎么喝啤酒、法國人怎么穿衣服等。剛開始我覺得，這值得翻譯成荷蘭語嗎？后來發現它的意義是反映了中國人渴望認識世界的熱情。

　　1919年孫干回到山東鄉下老家，經常有人找他講講在歐洲工作和生活的見聞，聽到的人再講給別人聽，可能幾千人通過孫干對西方有所了解，滿足了對西方的好奇心；這些人一輩子都沒機會出國，甚至連省城都沒去過，正是通過孫干的講述，打開了認識世界的一扇窗。

　　孫干后來在村里創辦學校，教書育人，把在歐洲工作生活的經歷講給學生聽，有點類似現在孔子學院的老師告訴學生中國的樣子，這是實實在在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中新社記者：您曾表示，一戰華工是歐洲與中國聯系的重要紐帶，為歐洲和中國交流合作留下寶貴財富，您能否詳細闡述這一觀點？

　　馮浩烈：我們一直談“交流”和“合作”，我認為交流可以很簡單，比如兩個人坐到一起溝通，合作則是為了達到同一個目標一起工作，可能比簡單的交流更重要。

　　一戰華工，可算是中國第一批派往海外的勞工。此前雖有中國人出國務工，但完全不是正常的勞工關系。一戰華工的情況當然也不“正常”，那時正值戰爭，英國在招募一戰華工時也提供了勞動合同，這是以前沒有過的。在我看來，一戰華工開啟了中國勞工海外務工的新篇章。

　　到歐洲后，一戰華工雖然多數時候是從事繁重工作，歐洲當地人監工，但大家一起工作，某種程度上還是出現“合作”的萌芽，形成了“合作”的初級形態，我認為這為日后歐洲與中國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礎。(完)

　　受訪者簡介：

　　　馮浩烈，比利時知名漢學家，西弗蘭德大學孔子學院外方院長。長期致力于研究一戰華工歷史，多次赴山東、河北等地尋訪一戰華工后代，先后翻譯出版一戰華工顧杏卿的著作《歐戰工作回憶錄》和一戰華工孫干及其后代的回憶錄《華工記》，現已完成另一本一戰華工后代回憶錄的翻譯工作，尚未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