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寧波12月11日電 題：彌勒如何“東漸”成世界性文化符號？

　　——專訪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院長、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李利安

　　作者 林波

　　日前，2025雪竇山彌勒文化周在浙江省寧波市舉行。在中國，大肚彌勒的形象家喻戶曉。其形象發端于印度，初傳于西域，轉型于中原，終成于江南。一路“東漸”，最終塑造出一個超越宗教、走向世界的中華文化符號。

　　彌勒文化如何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從印度佛教中莊嚴的菩薩，演變為中國民間笑口常開的“布袋和尚”，這一巨大轉變的關鍵節點在哪里？彌勒文化所代表的樂觀、包容與和諧的精神，能否扮演新時代的“文化使者”？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院長、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李利安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予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彌勒文化如何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李利安：彌勒文化從印度到中國的傳播，總體上是沿著絲綢之路，從犍陀羅到中亞，再到中國新疆，穿越河西走廊傳入內地。具體來說：

　　大約公元1世紀到2世紀，彌勒由北印度傳入中亞。作為原始范本的犍陀羅式交腳彌勒菩薩形象也伴隨佛教僧侶遷徙，經喀布爾河谷流傳到中亞城邦。

　　在公元3世紀至6世紀之間，巴克特里亞、巴米揚等地出現衣紋流暢的立式彌勒菩薩造像，弱化印度厚重感，融入中亞審美，標志著彌勒形象從北印度到中亞的轉型。

　　與此同時，活躍于西域地區的竺法護和鳩摩羅什將已經流傳西域的彌勒經典傳入中國內地。到唐代玄奘時代，彌勒經典又一次大規模傳入中國，并在內地出現全新的彌勒造像，威嚴大氣的倚坐彌勒佛成為南北朝、隋唐時代中國化彌勒的典型形象。

　　中新社記者：彌勒形象從印度佛教中莊嚴的菩薩，演變為中國民間笑口常開的“布袋和尚”，這一巨大轉變的關鍵節點在哪里？

　　李利安：彌勒文化傳入中國后，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從晉到隋。上生和下生兩種彼此呼應的信仰成為這個時期彌勒文化的主流，尤其體現在巨型佛像的建造方面，像浙江新昌大佛、山西蒙山大佛、甘肅武山大佛、四川樂山大佛、麥積山東崖大佛以及敦煌的多尊彌勒大佛等。

　　第二階段的彌勒文化以唯識學說的流行為標志，彌勒文化從信仰型轉變為理論型。

　　第三階段的彌勒文化是兩宋之際徹底中國化的布袋彌勒形象出現。當時，民間傳說浙江奉化“布袋和尚”契此就是彌勒菩薩的化身。與這種形象彼此呼應的是，彌勒文化的思想內涵也出現重大變革，從原來的凈土信仰與唯識思想轉變為禪宗化的實踐智慧，強調在日常生活中落實明心見性的修行，在包容喜樂的境界中見證般若的妙用。

　　至此，彌勒文化完成了從外來信仰到中國文化符號的徹底轉變。

　　布袋彌勒，以普通僧人身份應化人間，其典型樣貌是大腹便便，笑容可掬，衣著樸素，形貌慈祥，舉止隨和，姿態親切，他甚至不以寺院生活為主，而多出現在田間地頭，走鄉串戶，與孩童婦孺打成一片，不再宣講唯識奧義，而是通過簡單明了、通俗易懂的智慧，將禪宗修行落實到日常生活之中。

　　在第三階段，中國化的彌勒形象完成了歷史上最后一次重大變革。這一變革能夠發生，自然與中國文化基因所攜帶的好簡、尚善、超脫等性格直接相關，是西周以來宗教神圣性不斷消解和人文性傳統不斷增強這一歷史進程和文化特性在彌勒信仰領域的體現。

　　中新社記者：回顧彌勒文化沿絲綢之路傳播并成功本土化的歷史，您認為其中最值得今天借鑒的文明交流智慧是什么？

　　李利安：彌勒文化進入中國，體現了中國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而彌勒文化在中國的本土化轉型，則體現了中國文化擇善而從的智慧。

　　中國文化的和而不同，是文化主體性支撐下的多元文化包容；中國文化的擇善而從是文化本位不可撼動前提下的智慧抉擇。總體上講，是文化本位立場下文化主體性堅守，是在文明沖突特別是暴力沖突之外尋找處理文化關系路徑的一種文化戰略。

　　在這種戰略指導下，作為主體的華夏文化不但確保其文化本位，而且在吸取周邊少數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基礎上不斷創造性轉化，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體系。

　　面對外來宗教文化，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成為宗教中國化的根基所在。

　　歷史上，中國宗教文化始終以鮮明主體形態演進：三代時期以“敬天法祖”為核心，兩漢時期聚焦“天人感應”，魏晉時期圍繞“有無之辯”展開。在這一文化主體性的支撐下，隨著佛教文化的進入，從魏晉至新文化運動前，形成“三教合一”的穩定格局——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教“治心”的分工協作體系，既契合人性多元需求，又以“雅俗同構”的內在機制實現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的呼應，構建起圓融一體的中華文化主體。

　　布袋彌勒所代表的彌勒文化的自我變革，正是遵循與華夏文化主體相結合的路徑才獲得巨大成功。

　　中新社記者：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強調“民心相通”的今天，彌勒文化所代表的樂觀、包容與和諧的精神，能否扮演新時代的“文化使者”？

　　李利安：2015年，我隨團赴印度、尼泊爾。當時我拍攝的印度巴特那博物館藏布袋彌勒像獲攝影相關二等獎。這尊彌勒像是本次考察團唯一能見到的古代經由西藏傳入印度的中國佛教造像，時間為15世紀，形象為大肚彌勒。這一布袋彌勒像彌補了古代中國佛教反哺印度缺乏實物證據的缺憾，向人們昭示，中國化的彌勒文化早在明代前期便傳入印度，其喜樂、慈祥、親和、包容的形象具有穿越文化壁壘的力量，以人類共同價值訴求的象征和絲綢之路沿線個性鮮明的吉祥符號，成為民心相通的紐帶。

　　其大肚暢懷、笑逐顏開、姿態輕松、舉止親和的形象，超越宗教的范疇，傳遞著東方的微笑，體現了人類共有的天性追求。

　　譬如，作為中國化彌勒文化的發源地，寧波奉化雪竇山自2008年以來積極推動彌勒文化的世界傳播。雪竇山中華彌勒更是“入駐”尼泊爾、柬埔寨等國家，甚至漂洋過海進駐了南極洲，不但成為文明交流互鑒的開路先鋒，也成為人類文明走向新時空的重要象征。

　　我認為應當充分發揮布袋彌勒作為文化使者的積極作用，充分發揮布袋彌勒超越宗教的文化認同作用，幫助人們突破文化隔閡，增進各國民眾之間的情感認同。(完)

　　受訪者簡介：

　　李利安，歷史學博士，現為西北大學教授，并擔任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院長，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西北大學中國宗教史專業和宗教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中國統戰理論研究會民族宗教理論甘肅研究基地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在《哲學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國哲學史》《光明日報》理論版等報刊上發表論文180多篇，共計100多萬字；出版學術著作《漢魏兩晉佛教編年》《南北朝佛教編年》《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古代印度觀音信仰研究》《四大菩薩與民間信仰》等10多部，共計200多萬字；主編《論藏名著選編》《漢傳佛教八大宗派及其祖庭叢書》《終南山文化叢書》等多部叢書，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冷門絕學項目等國家級項目共6項，獲陜西省政府和中央統戰部頒發的省部級一等獎和其他優秀成果獎多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