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20日電 題：邦交正常化50年，中日如何重溫初心、面向未來？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

　　中新社記者 張素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站在重要歷史節點，中日兩國如何汲取兩國關系正反兩方面經驗，推動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更好面向未來，受到各方關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東海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楊伯江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讀中日兩國應如何重溫初心、面向未來、相向而行，將更加成熟穩定、健康強韌的中日關系帶入下一個50年。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人常說“五十而知天命”。重溫邦交正常化“初心”，對于“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有何意義和啟示？

　　楊伯江：今年是中日關系的重要年份。50年前，兩國本著互尊互信和求同存異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難實現邦交正常化，意義重大。

　　比較冷戰背景下新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建交模式，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其自身特點。兩國政府先是在1972年發表聯合聲明，然后時隔6年簽訂經立法機構批準的和平友好條約。可見由于情況特殊，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分“兩步走”的。

　　以史為鑒，更有觀照現實之義。2021年10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電話時指出，“中日要認真汲取兩國關系正反兩方面經驗”。我想，這里就包含著對邦交正常化“初心”的再確認。對于在邦交正常化之初老一輩領導人就發展兩國關系方針、原則等達成的共識，雙方應一如既往地遵守下去。在涉及兩國關系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上要重信守諾。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臺灣問題是焦點。半個世紀過去，對照近年來中日關系的現實發展，我們更加感到“初心”的重要性。早在50年前，中日兩國領導人已就如何處理臺灣問題達成共識。令人擔憂的是，一段時期以來，日方在臺灣問題上連續出現消極動向，給中日關系帶來嚴重干擾。

　　中新社記者：面向未來，中日兩國應如何“以史為鑒”，更清醒地把握雙邊關系發展正確方向，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

　　楊伯江：中日地緣相近文化相通，兩國關系源遠流長，內涵豐富又格外復雜。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必須把握中日關系自身特點，還要抓住新時代特征。

　　時代特征，概括來說體現于兩個層面——看全球，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看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中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所謂“契合新時代要求”，意味著中日雙方要從本國真正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出發，從造福地區與世界的高度出發，繼續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精神發展兩國關系，包括處理相互間的矛盾分歧。

　　作為“搬不走的鄰居”，中國與日本在長達2000多年的交往中必然地產生了兩方面的結果。一方面，兩國之間大到社會小到個人，都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許多好的成果和經驗已經積淀下來；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就會有這樣那樣的分歧和矛盾。

　　放眼世界上近200個國家，鄰國之間存在問題并不罕見，而是很常見，關鍵在于用什么樣的思路和方式解決問題。應該看到，自1972年以來的中日四個政治文件都強調雙方互不構成威脅，和平、友好、合作也始終是雙方必須牢牢把握的正確方向。中日達成的四個政治文件和一系列重要共識，為處理各種矛盾分歧確立了根本遵循，也是確保中日關系行穩致遠的根本保障。

　　中新社記者：在綿延2000多年的長期交往中，中日兩國人民曾為亞洲乃至全球文明進步作出貢獻。有著相似文化背景的兩國今天如何為人類貢獻更多智慧力量？

　　楊伯江：總體來說是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具體到每一個實際問題的解決，例如，中日雙方在應對極端天氣等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在某些方面處于相同立場。

　　以當前頗受關注的減碳為例。中國能源消耗中，煤炭所占比例較高。日本在經歷“3·11”地震以后，核能發電受挫，石化能源使用程度不降反增。因此，中日雙方在減少煤炭依賴等問題上可以探索合作。

　　另一個層面是中國、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攜起手來，為百年變局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進一步貢獻東方智慧。

　　目前，國際間的諸多標準、價值、模式等，還是由西方首創或定義的。實踐表明西方的路不一定適合亞洲，以及除歐美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

　　展望未來，亞洲真正實現復興，不僅在于經濟總量的上升，也基于“亞洲價值”能否在國際事務中更多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作為亞洲主要國家，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中國與日本在這方面責無旁貸。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有相通的歷史文化淵源，但中日文化并不相互等同，彼此更需要增加文化、文明的對話與交流。這在實踐中也有具體抓手。

　　中國和日本是當前世界上僅有的使用漢字的國家。歷史上，日本長期學習中國文化，包括典章制度。清代后期以來，中國引進日本典籍，以學習當時先進的技術和思想。在這一過程中，中文從日語中引進了大量漢字詞。

　　近代以來，中日兩國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經歷了不同的民族命運，對于一些詞的解讀也漸行漸遠。比如“保守”一詞，日語沿用“conservatism”的詞義，指相對謹慎、穩健(的政策)，不包含太多價值判斷。中文語境下的“保守”則意味著因循守舊、故步自封，含義偏于負面。當人們討論冷戰后的變化時，盡管中日兩國學者都認同日本社會在總體保守化，但彼此對“保守”的感受、概念的認定是有所不同的。一詞之別，折射出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性。

　　中新社記者：在涉臺、東海、歷史等議題上，中日應如何管控分歧，排除外部因素干擾，為兩國關系穩定發展“減負排障”？此外，對于所謂“政冷經熱”狀態，您怎么看？

　　楊伯江：目前國際形勢紛繁復雜，比如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世界范圍內供應鏈波動、人員往來受阻等，又如中美關系變化等，都是中日關系面臨的環境因素。在如此復雜的外部環境中想要實現穩定發展，總體思路在于把中日關系的良性資產部分做大，使得不良資產的占比相應縮小。

　　進一步來看，對于現存的矛盾分歧，我們應認識到，能解決當然更好，但有些問題短期內解決不了，就應進行有效管控。當前中日關系正處于新一輪矛盾高發期，新老問題交織凸顯，雙方要切實重信守諾，按照四個政治文件原則及有關共識精神，增強風險意識，妥善處理敏感因素，避免沖擊兩國關系大局。

　　“以經促政”“政經分離”，是在戰后特殊歷史階段中日促進關系發展的有效方式。在1972年發表聯合聲明之前，兩國交往就是“以民促官”。這一做法的背后邏輯，既因為雙方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也因大方向是明確的，即雙方遲早要實現邦交正常化。

　　時至今日，兩國間政治關系、經濟關系發展到互為基礎，相互影響。政治關系不好，經濟合作密切是不可能的。反過來，經濟合作不足，好的政治關系也難以長期維系。“政冷經熱”是特殊背景下的現象，不可能作為常態存在。

　　中新社記者：有民調顯示，日本的年輕人對華態度與其前輩存在差異。您認為在民間交流方面應如何有針對性地創新改革，厚植中日友好民意基礎？

　　楊伯江：一國民眾對另一國的印象往往有著明顯的代際差。說到日本民眾對華態度，還需根據其年齡細分。相對來說，50歲—60歲這一代日本人對華印象較為不好，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這代人經歷了繁榮鼎盛時期，又目睹日本經濟進入下行通道，反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蓬勃發展，難免產生心理落差。

　　至于如何厚植民意基礎，需要根據階層、業別、年齡層劃分，我有兩點建議。一方面是面向中老年人，應該著力挖掘傳統文化共同點，擴大“文化相通”。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前，在經濟繁榮背景下，日本人特別想在文化上“尋根”，直至今日依然有許多日本人對古代絲綢之路心懷憧憬、對日本與絲路之緣很感興趣。兩國可以擴大開展上述項目交流。

　　另一方面是面向年輕人。相較于他們的祖輩、父輩，中日兩國年輕人的成長背景更為接近。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他們哪怕不見面，也可以在網絡上交流，討論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打同款的網游。應該把他們探討的話題引向深入。

　　總之，可針對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受眾，設定不同的民間交流主題，讓更多日本人了解一個“等身大”“立體”的中國，加深兩國民間的相互理解。(完)

　　受訪者簡介：

　　 楊伯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東海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華日本學會常務副會長(法人代表)、中國亞洲太平洋學會副會長。曾任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日本國際論壇客座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布魯金斯學會訪問學者。長期從事大國關系、亞太安全、日本問題等領域研究。代表性著作包括《東北亞如何實現與歷史的共生——從大歷史維度思考中日韓和解合作之道》《日本國家戰略轉型——認知重構與路徑選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