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李靜

　　發于2026.3.16總第1227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2026年初，一項安陽殷墟王陵區考古取得的新進展在2025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會上公布后，引發極大關注。三千年前的大邑商，也許已經有了囊括當時中原大地上各類珍禽異獸的“野生動物園”。

　　2024年底的安陽，洹河北岸殷墟王陵區，冬日的陽光斜斜地照進一座剛剛清理至底部的祭祀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動物考古學者李志鵬蹲在坑邊，俯身湊近一具半露的骨骼——頭骨、脊椎、四肢的輪廓在泥土中清晰可辨。“看著像狗。”在發掘時，并不研究動物的學者們曾根據經驗有個初步推斷，李志鵬沒吭聲，目光落在某處關鍵的部位上。幾秒鐘后，他抬起頭，語氣里壓著一點興奮：“不是狗，是狼。”

　　這個不大的祭祀坑內，還有兩具貓科動物骨骼，頭骨寬闊，犬齒粗長，李志鵬很快辨認出來：“這是虎，另一具是豹。”“老虎、狐貍、狼——研究動物的專家把這些動物種屬認出來后，我們都很震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世山回憶起那個下午，科技中心的專業人員蹲在坑邊，手指沿著骨骼的輪廓比畫，嘴里報出一個又一個名字。在場的其他人面面相覷：商代的祭祀坑里，怎么出現這么多野生動物？

　　更讓人挪不開眼睛的，是兩副圣水牛的完整骨架。它們安靜地躺在坑底，角已缺失，但肢骨完好，這是迄今所知商代現存的唯二完整圣水牛個體——甲骨文中提到的“兕”(sì)，一個在漢代就已滅絕的物種，此前它的形象僅出現在青銅器上——1935年出土的“牛方鼎”和殷墟發現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銅器“亞長牛尊”。此刻，它們以近乎完整的姿態，重新出現在三千年后的陽光下。在牛世山看來，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是比青銅器還重要的文物標本。

　　這批中小型祭祀坑內集中出土的“野生動物”，除了圣水牛、狼、虎、豹，還有鹿、獐、狍、鬣羚、野豬、豪豬等等，甚至包含天鵝屬、鶴屬、雁屬等鳥類，部分個體的頸部有銅鈴遺存，這是馴養的標識。經考證，此為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人工飼養野生動物群。

　　“這些動物好像跟以前發現的不太一樣”

　　殷墟王陵區位于河南安陽洹河北岸，與洹河南岸的殷墟宮殿宗廟遺址隔河相望，是商代最高等級的祭祀與埋葬場所。1978年，考古工作者曾在此發現過一些動物祭祀坑，坑中多是馬，零星夾雜著象、猴子等野生動物——數量寥寥，卻足以讓人窺見三千年前這片區域的特殊功用，但那時的發掘手段有限，許多疑問只能懸置。

　　40多年后，當2021年大范圍考古調查勘探重新推進到這片區域時，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安陽工作站在殷墟商王陵及周邊區域新勘探發現兩個圍溝，其中一道溝緊鄰1978年發掘的祭祀坑，在平面上幾乎與后者相切。一個關鍵問題隨之浮現：圍溝與祭祀坑，究竟誰早誰晚？它們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功能上的關聯？要確定圍溝的年代，必須找到能夠卡住年代的地層關系，而祭祀坑與圍溝的交界處，恰恰是解開這個謎題的鑰匙。于是，探方布在了那個交界點上。一方面解決圍溝年代，同時，也利用今天的手段，回答當年無法回答的問題。

　　今天的考古學早已不是單純發掘和斷代。古DNA分析可以追溯動物的種屬來源，同位素研究能夠揭示它們的生長環境和遷徙軌跡，有機殘留物分析甚至可能還原祭祀儀式上的用牲方式。一個祭祀坑，在40多年前只是一批動物的埋骨地；在今天，它是一個可以提取基因、食譜、氣候、王室生活、宗教信仰等信息的多維數據包。

　　于是，發掘開始了。這些祭祀坑大多呈東西向成排分布，分為大型和中小型兩類，大型坑口部近方形、深度較深，中小型坑口部為長方形、相對較淺，兩類遺存共同映射出商代晚期復雜的祭祀體系。“我們新發掘清理了34個坑，又重新揭開1978年清理的25座坑。到了2024年年底，隨著工作接近后期，開始進行界定，我們發現出土的這批動物好像跟以前發現的不太一樣。”牛世山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這些骨骼中，有一批特殊的器物格外引人注意。新清理的13座祭祀坑內，29件銅鈴與動物骨骼相伴。它們的位置驚人地一致——幾乎每一枚銅鈴都出現在動物的頸部或頭部附近。K46的圣水牛與豪豬組合坑、K47的鹿坑、K48的圣水牛坑等祭祀坑，各出土1枚銅鈴；馬坑K80出土2枚；K99的狼與大型貓科動物(豹、虎類)組合坑、K79的牛坑，各出土3枚；人與大型肉食動物(可能是虎、豹或熊)組合坑K78，則出土了4枚。

　　被考古隊員稱作“鳥坑”的K93，坑內散落著天鵝、鶴、雁、隼、雕等5個種屬的鳥類骨骼，可惜因保存較差，骨架已然散亂，無法分辨究竟有多少只個體，坑里的10只銅鈴也無法判定具體系結位置。

　　正是這些精致的銅鈴，讓學者們意識到，祭祀坑里埋藏的并非臨時狩獵所得的野物。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世山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這一判斷：“殷墟墓葬出土狗的概率很高，狗的脖子上經常掛著銅鈴。我們挖得多了，就知道狗肯定跟人關系密切。狗被馴化了上萬年，人隨時帶著它，給它掛上裝飾，和今天一樣。”同樣的邏輯，適用于這些野生動物。更耐人尋味的是，銅鈴基本為定制款，適配動物的大小——大動物配大鈴，小動物配小鈴，更證實銅鈴絕非臨時起意所能為之，而是日常飼養中才會出現的細節。

　　還有一個更為隱秘的證據：這些野生動物，幾乎全是未成年個體。“沒有一個是成年的。”牛世山說。這讓人忍不住想象，商代貴族從幼年開始飼養這些動物，在它們尚未長出鋒利爪牙的年紀，或許曾脖掛銅鈴在商王的園囿中嬉戲，直到某一天，被帶進祭祀坑，成為溝通人神的犧牲。

　　“保持一個別扭的姿勢，

　　像攀巖一樣”

　　考古有了新發現總是令人興奮，但考古隊的日子大多時候是枯燥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瀟檬記住的都是那些“折磨人”的時刻，比如，確認一個坑的開口。祭祀坑的填土和周圍的生土顏色太接近了，界限模糊得讓人頭疼。唯一的辦法是灑水——“瘋狂地灑水”，讓水徹底滲下去，土完全濕潤了，再用刮刀刮面，濕潤后的填土會呈現出微微偏紅的色調，祭祀坑的形狀才能慢慢浮出來。

　　有一個坑，光是刮面就刮了三天。第一遍，李瀟檬帶著技師和有經驗的民工師傅上陣，刮出一個輪廓。第二遍，實習的學生再去刮，發現范圍變了。第三遍，牛世山和李瀟檬刮，范圍又不一樣。“可能是第二遍刮的時候灑水不夠，刮的時候土已經干了。考古常有這種事，沒有誰對誰錯，只是需要反復驗證。”李瀟檬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最后，大家決定讓坑“泡”一天，不停地灑水，等水徹底滲下去，第二天再刮。這一次，輪廓又變了回來，和第一遍刮出來的一模一樣。前后“折騰”了三遍，范圍不過往外擴了五厘米。

　　K73的清理，則是另一種折磨。這座祭祀坑口長近4米，深2.57米，是王陵區最大的幾座坑之一。1978年，這座坑曾清理到近1.25米深，當時的考古人員發現了一些碎骨，推測祭祀坑可能被盜，就停止了發掘，當時的簡報標注“疑似馬骨1具”。2021年重新發掘后，考古隊發現坑底部并非未經擾動的生土，于是繼續向下挖，在坑底發現了人骨和象骨，象骨頸下有銅鈴，最終確認為3人1象的組合。

　　李瀟檬記得，清理到近底部時，填土中隱約露出黑色的碳化痕跡——像是席子。他們不敢大意，換上了竹簽，一點一點地剔開周圍的土。隨著揭露面積擴大，席痕幾乎遍布整個坑底。但清理席痕是個極費功夫的活：竹簽必須精準地避開周圍的骨骼，有時候象骨、人骨就在旁邊，稍微偏一點就可能破壞遺存。更麻煩的是，清理過的地方不能再踩踏，整個坑底只能順著一個方向推進，能同時作業的人非常有限。

　　考古隊員和技師輪流下坑，李瀟檬特別佩服隊里一位技師，蹲在坑里一清就是兩三個小時。李瀟檬自己下去，最多撐20多分鐘，否則腰受不了。蹲著累了就跪著，跪著不行再半蹲著，有時候踩住坑壁上兩個勉強能落腳的凸起，身體半懸空，保持一個別扭的姿勢，像攀巖一樣，慢慢地剔土。清完上來，腰已經不是自己的了。

　　“大家輪番上陣。”李瀟檬說。考古隊的學者清一會兒，技師、民工接上，學生再換下來——像是一場接力，只為了把三千年前那層薄薄的席紋，從土里請出來。席子底下，埋著象，埋著人，埋著一個我們永遠無法完全抵達的商代。而考古人能做的，就是用竹簽、用水、用三天尋找一個開口的耐心，一點一點靠近它。

　　K73中的這頭幼象和其他祭祀坑中出土的圣水牛、虎、豹、鬣羚等熱帶、亞熱帶物種，構成了一幅耐人尋味的圖景。它們不僅是商王園囿中圈養的珍禽異獸，更為今人窺見三千年前的氣候環境打開了一扇窗。

　　關于商代的氣候，學界早有諸多討論。傳世文獻中不乏極端天氣的記載——夏末商初，商湯滅夏后曾遭遇連年大旱，甚至有“桑林禱雨”的傳說；商代末期，文丁之時，“洹水一日三絕”，洹河在當時竟多次斷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世山在殷墟多年的考古調查也印證了這一點：“我們調查商代水井，挖到十一二米深才見水。而到了1976年，這里已經是初級工業社會，地下水位不過6米。”這些線索指向一個結論：商代晚期，安陽地區可能處于相對干旱的時期。

　　氣象學家竺可楨關于中國五千年氣候變遷的研究為此提供了宏觀參照——商代整體氣溫比今天高約1.5至2攝氏度。但那是一種“干熱”，而非濕潤溫熱。

　　真正讓氣候圖景變得具體的，是那些沉睡在祭祀坑中的動物骨骼。圣水牛、象、犀牛等今天只能在中國南方乃至東南亞見到的熱帶、亞熱帶物種，三千年前曾在安陽安然生活。牛世山根據已知的考古證據特別指出了大象的遷徙軌跡：新石器時代，亞洲象的分布北界可達北京一帶；漢代時已退至淮河流域；南宋時限于長江以南；到了明代，只剩下湛江半島；今天，野生亞洲象基本退出了中國國境，僅存于西雙版納的狹小區域。

　　“這些野生動物能在安陽活著，就說明當時的環境能讓它們活。”牛世山說。商代人或許有能力從遠方獲取珍奇異獸，但要讓它們在安陽長期生存、繁衍，甚至被飼養在園囿中直至成為祭祀的犧牲，必須有適宜的氣候條件做支撐。不可能像今天為熱帶動物建造溫室、為寒帶動物制造冷房那樣，去為每一頭老虎、每一頭圣水牛創造人工環境。

　　那些脖子上系著銅鈴的野生動物，不僅是商王貴族圈養的寵物，更是氣候的信使。它們用自己的骨骼，向后人呈現三千年前那個比今天更溫暖、更干燥的安陽。

　　三千年前怎么做到的？

　　發現猛獸的祭祀坑中，不少存在人骨，比如“3人1象組合”的K73，比如人與大型肉食動物(可能是虎、豹或熊)組合坑K78。在牛世山看來，這些人骨的身份并不神秘：他們是飼養這些野生動物的人，是三千年前的“馴獸師”或“動物園管理員”。三個人養一頭象，就像車馬坑里一輛馬車配一個車夫——當主人需要這些動物在儀式中殉葬，飼養它們的人也隨之而去。

　　這座三千年前的“野生動物園”正在拼湊出一幅商代貴族生活的圖景——關于資源獲取，關于儀式制度，關于權力運作，甚至關于那個時代的人如何理解自己與動物的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世山用“標準化”三個字來概括這個體系。標準化的獲取——商王有專門的狩獵區，比如河南西北部的沁陽一帶，定期去圍獵。狩獵不只是為了獲取資源，還帶有軍事訓練和巡視、展示權威的性質，所以叫“秋狝(xiǎn)”。標準化的飼養——園囿里有專人管理，那些脖子上系著銅鈴的動物，平時就在那里生活。標準化的處理——獵到的動物，角怎么加工，肉怎么分配，都有規矩。最后是標準化的祭祀——王陵區的祭祀坑不是王死后一次性埋進去的，而是定期舉行祭祀活動，一代一代積累下來的。

　　每一個環節都有章可循。但章法背后，需要龐大的資源支撐。圣水牛這種大型食草動物，每天要吃多少草料？虎豹狼這類猛獸，每天要喂多少肉？三千年前的安陽，一個都城就聚居了近二十萬人，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宋鎮豪研究員研究，商代的人口據估計有七百多萬——人力資源不是問題，國家體制也不是問題。但具體的飼養細節，比如動物的口糧怎么解決，今天還找不到直接的考古證據。

　　“這些將來都可以做深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志鵬說。目前能確定的，是馬的情況——商王養的馬和貴族養的馬有什么不同，祭祀用馬的年齡、性別、身高有什么講究，這些已經有了初步分析，但具體數據還要等正式報告發表。

　　至于野生動物，驚喜才剛剛開始。“這些猛獸的種類，超出我們原來的想象。”李志鵬說。在西亞，有些王朝確實發現過王室馴養猛獸的記錄，但在中國先秦時期，這是第一次看到商王養虎、養豹、養狼，甚至可能養熊。更讓人好奇的是：這些野生動物是商王直接打獵打回來的，還是打回來之后又圈養起來、讓它們繁衍二代的？又或者，部分從遠方進貢而來？如果實現本土繁衍，就意味著三千年前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人工繁育技術。

　　這需要多學科的手段來驗證。古DNA、同位素、食性分析——未來的研究可能會告訴我們，這些老虎每天吃什么，這些圣水牛是從哪里來的，它們是不是在園囿里出生、長大，從未見過真正的荒野。

　　但還有一些謎題，暫時還沒有答案。比如，飼養兇猛的野生動物需要技術和知識，以及大批掌握它們的人才，在今天都是一項專業性極強的工作，三千年前的商人是怎么做到的？李志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目前只是把種類確定出來。將來怎么飼養、怎么管理，還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還有一些被登記為“大型食肉動物”的骨骼難以確認種屬，很多骨骼不全，連最能識別種屬的犬齒都沒有保存全。“那就挺難的了。”李志鵬說，“靠形態學鑒定動物骨骼，需要完整的骨骼特征，尤其是牙齒，但有些坑里的骨頭，已經碎成渣子。”

　　對于那些實在無法靠形態確認的，李志鵬和團隊把希望寄托在另一條路上：“我們組建了一個針對殷墟王陵區動物遺存的多學科研究團隊，將來可以做古DNA分析，可以做蛋白質組學，還有其他手段。”

　　形態學做不到的事，分子學或許能做到。這座商代的“野生動物園”已經對我們講述了很多，但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出來。需要時間，需要技術，需要各個領域的學者坐在一起，一點一點拼出那些已經碎掉的真相。

　　《中國新聞周刊》202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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